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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四)


□ 汪朝光

  蒋介石、宋子文与孔祥熙
  
  论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为姐妹,宋子文则是宋霭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三人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宋、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宋、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宋、孔长达20年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观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行政主管机关——行政院长之职,自1928年到1947年的20年间,除了谭延闿任过2年,孙科任过1个月,汪精卫任过3年半之外,非蒋即孔,非孔即宋;行政院副院长亦然,除了冯玉祥任过7个月,陈铭枢任过1个月,张群和翁文灏各任过近2年外,亦非宋即孔。蒋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可以为蒋担责;他人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又可为蒋牵制他人权力。故无论外界环境和舆论如何变化,蒋、宋、孔总是在行政院轮流坐庄。如果说国民党内只有宋、孔适宜在行政院任职,不要说是外界舆论哗然,即便国民党内也无人能信、无人能服。1947年3月,当宋子文因黄金风潮而被迫下台时,蒋介石决定自兼行政院长,军界元老、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认为,此举“未尽善也(岂无他人可任,何必丛集一身)”。国民党元老居正和蒋的亲信张治中更是在讨论此事的国民党中常会上“竭力反对,张并谓,二十年来总是蒋孔宋轮流任政院,何以无第四人可做”。然而,当蒋介石因其历史渊源和个人掌控,已经成为独揽大权的国民党独裁领袖之后,他人对此多不过只有腹谤,明面上实无可奈何。所谓“此际政府如何改动,蒋先生一人主之,二者又皆为其亲属,何去何留,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
  然而,果真“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吗?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宋、孔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徇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宋、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助益,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致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
  不能说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各自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宋、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宋、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宋骂孔的记载,剥除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宋、孔及其亲属因经商而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蒋也颇为不满甚至是愤怒。据蒋在日记中所记,“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违章舞弊、私批外汇案,余本令行政院彻查。……严督财部公布内容真相,稍息群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对孚中与扬子各公司违法外汇,子文私心自用如此,昔以其荒唐误国,犹以其愚顽而尚未舞弊之事谅之,今则发现此弊实不能再恕,决不能以私害公,故依法行之,以整纪律。”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宋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如无上帝之恩施与耐心毅力,当已悲愤弃世矣”。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蒋对宋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
  在蒋、宋、孔多年的关系中,蒋介石以其领袖地位而高居于上,并自信于其绝对权威,对宋子文与孔祥熙只有自上而下的颐指气使,而难得推心置腹的平等讨论。正因为如此,对蒋更服从更讨好的孔,较之心高气傲甚而是桀骜不驯的宋,更易得蒋之信任与欢心,从蒋介石日记所记之对宋、孔的不同评价与态度亦可知其然。蒋对宋的印象和评价,随处可见的是“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等。宋子文确有其治政才能,因此亦形成其自傲个性,如蒋所言为“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甚而视蒋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蒋自认是最高领袖,要求下属“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而宋作为其下属,却屡违其意,屡屡与其发生冲突,甚而在就任行政院长后要挟蒋,“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彼推荐,否则彼不能担任行政负责之意。其他种种非强迫即威胁,而以美国外交财政当局是其知交相炫惑”。在蒋看来,这无疑是“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事,痛心疾首者莫甚于此也”。尤其是抗战期间,“宋氏以国际折冲之功,欲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树立,而蒋先生似仍有不能容纳之势,……以蒋之个性喜专擅也”。再者,作为下属的宋子文,不肯为自认领袖的蒋介石担责或“背黑锅”,更为蒋所不喜,视宋“处处为其个人打算”,“成见与私心自用”,所谓“未任事不能听命,既任事必致冲突”。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7月的中苏条约谈判,宋子文担心因对苏退让而留骂名,对蒋表示,“对俄交涉如不能依照我方要求办到,则彼不愿再赴俄”,“不愿负责签约”。而且果然在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前,断然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由王世杰接任,担当签约之责,从而被蒋认为是“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畏难忌人,其无政治家之担当负责之魄,甚非我所望也”。因此,蒋宋关系即便是在其最好的时期,也难免是磕磕碰碰,不无矛盾,更不必说在不好的时期,蒋对宋简直是视若寇仇,动辄责骂,令宋难堪不已。王子壮认为,宋对蒋“遇事不能承其意”;“宋子文氏态度倔强,遇事颇自负,此为与蒋先生不合之远因”;“二人均有强烈的个性,已见诸第一次北伐以后之合作而有不愉快之结果”。更有人认为,宋子文“对蒋介石一向看不起,自认为比蒋聪明,不大听话,要用钱更不痛快,这里说要预算,那里说要有准备。蒋介石的政治事务他要插手,黄埔嫡系军队他也要指手画脚,并且也敢于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宋如此行事,不讨蒋的欢心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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