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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走出混沌的“大墙文学之父”


□ 浔 桥


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1979年,从维熙这棵文坛的“红玉兰”在“伤痕文学”的热土中冲出“大墙”,他凭借《大墙底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和《风泪眼》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傲笑中国文坛。而今,这棵曾经历磨难、饱经风霜的“红玉兰”是否风采依旧呢?
那天,见到从维熙前辈之前,我担心自己对他知道太少以至难以交流,可两天以后的今天,我却担心自己知道太多,以至对这篇文字生出几分沉重。
那天,在从老先生家见到的是两大书房的书,当时我直觉地认为那是一个走向晚年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学习,创作,休息,很从容,安详。这两天,读了从老先生的《走向混沌》,让我对作者的“大墙文学”有了一个全面的感悟。我很惭愧,惭愧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同时也多了一些纵向的思考。我想,一个人用他半生的沧桑来构筑他的晚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沉重。
从走向混沌到走出混沌,这似乎是一种宗教的修善过程。
两天来,《走向混沌》这本书在我的书桌和床头间来往了好一些时辰,书中的一些章节成了我眼前的一系列画面,囚禁,发配,押送。“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这样的词句或者就是在这样一种画面下出来的吧。今天,处在太平盛世回头看那样的岁月,那样的年代,这于我是显得有些遥远陌生了,可是在国民的灾难史上它却永远那样鲜明,像一个缝得不太理想的伤疤。大凡横祸给人类造成的都是灾难,而灾难给人造成的都是疼痛和内伤。这种伤痛想必谁也不愿意去招惹,可摊上了也就无法脱逃了。
文学这个东西似乎很大程度上是为情愁和智慧备下的一种载体。我们可敬可爱的文学孪生有这样一个概念,叫用生命去体验文学。当年正是书生意气的从老先生,或者潜意识里也没曾想过要用自己还欠强壮的躯体去做这样的体验,可是命运却神差鬼使指点他这样去做了。酷暑严寒里,一个满怀诗情的书生,和所有的劳改犯一样,荷锄抡锹,挖湖造山,掏煤开矿,还有掘坟墓,烧锅炉,其间几历浮生劫难,死里逃生。这些劫难,多年后从老先生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后怕。
文学果真是“体验”出来的。从老先生历经了 20年的非人岁月后,于44岁获得自由,他由衷感到一个知识分子从非我回归本我的惊喜,决定着手把20年的“体验”还原给文学。
1978年,从老先生完成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创作。这个作品约6万字,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斗胆说出了从来没有人敢说出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从老先生的好友谢俊杰觉得问题过于敏感,怕刚从火坑里出来的从老再遭罪结果便难以想象,为此一再说服从老先生千万别把稿子拿去发。从老当时也有点矛盾,可是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在告别西安的时候悲壮地将稿子投进了车站门口的信箱。稿子投出去半个月后,从老先生收到《收获》来信,说作品将在1979年的2月号以头条刊出。没想到,这个作品让《收获》一时洛阳纸贵,刊物一出来,读者的抢购盛况空前,有很多听说了这个作品的读者为了买这当期杂志,一大早就到杂志社门口或书报亭去排队。后来,《收获》为满足读者需求将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这个作品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它像春惊雷一样在刚刚拔乱反正的中国土地上惊天动地,有人如睡狮猛醒:原来毛泽东真的是人而不是神!庆幸乱世终于有了一个定论,却又有人感到懵懂:毛泽东真的不是神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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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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