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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分裂及整合


□ 宋晓东

  《史学月刊》2010年10期,18000字

  ■宋晓东

  一场公众压力下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起因于土耳其境内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争夺。对于参战的各国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法国,还是俄国和土耳其,都无意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在一连串的猜疑、误解和外交失误中,特别是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却都一步步地走向了战争。与以往不同的是,公众舆论第一次成为战争的主导力量,政府在整个战争进程中都受到了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强力制约。虽然这个时期选举权还远未普及,但现代大众政治的形态已初露端倪。

  支持战争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在英国统治阶级和许多激进分子眼里,沙皇俄国在近东的侵略和扩张不仅严重地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且沙皇俄国被视为世界专制制度的基石、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压迫者、镇压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的刽子手。土耳其苏丹因为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流亡人士提供了庇护,这时被许多激进分子视为革命的朋友,认为这场战争是土耳其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也是一场自由民主对专制主义的斗争。

  但是,在战争中暴露出了英国政府和军队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政府的低效无能和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使英军很快在克里米亚陷入了困境。在新闻媒体的不断曝光下,公众的战争热情很快转变成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

  1855年1月,激进派议员罗巴克在下院提出了关于成立英军情况调查团的议案,该议案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迫于压力,首相帕默斯顿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政府在战争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原因。

  调查发现,仅仅指责前首相阿伯丁和一些大臣个人的无能和失职是有失公正的,管理混乱的根源在于政府制度本身,而不是个别人的无能。随着调查委员会工作的开展,一些激进分子更强烈地要求进行行政和军队的改革。许多行政改革协会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成立,目的就是要“摧毁贵族在政府行政权力和地位上的垄断”。中产阶级在战争问题上的分裂

  要求进行行政制度改革的呼声更主要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以适应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以中产阶级的才智之士代替懒惰的贵族子弟。这种具有鲜明阶级利益色彩的主张,遭到了在政治上仍占据优势的贵族地主阶级的坚决反对。此外,工人阶级对于行政改革也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从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自私自利一直深怀疑惧和痛恨,在改革问题上一直拒绝与中产阶级合作。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中产阶级自身也已经四分五裂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们最重要的两位代表,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的两位领袖——科布登和布菜特,因为反对战争,他们的政治生命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世纪的英国是自由主义取得最辉煌胜利的一个世纪,但英国国内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保守主义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断挑战。更重要的是,在1860年代以前,自由主义的各个派别始终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党。1840年代,在早期曾经对自由主义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哲学激进派已经偃旗息鼓。继哲学激进派之后推动自由主义发展的是以科布登和布菜特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科布登和布莱特注意到,在外交部门和军队中都充斥着贵族和乡绅的子弟。1858年,布莱特在一篇演说中斥责了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认为他对欧洲自由的关注,对欧洲势力均衡的维护,不过是为了给英国贵族们提供救济而建立的庞大制度体系。令科布登失望的是,英国人接受了自由贸易的理论,但对他宣扬的和平外交政策却反应冷淡,而对帕默斯顿好战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热情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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