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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与孩子


□ 孙莱芙

  薛天生今年70岁,在右玉城开了一个修理水泵、电动机的铺子,右玉北边人争趋之焉,专其利一世矣。

  他曾是右玉中学高二班的高材生,1959年秋入学,1962年毕业。家庭成分贫农,父亲薛常孩一生务农当长工,母亲赵云香,满族人,吃过香的喝过辣的,此时也不过是寻常社员,家庭妇女。

  1958年大跃进,报纸上放卫星,说一亩地打12000斤粮食。初十班班主任给全班读报,然后让大家讨论。薛天生说:“净瞎说,不可能!”班主任批评他表现不好,思想消极。

  1959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薛天生家是农户,每人每天仅有二两半粗粮,顿顿喝稀的,同学们连体育课都不能上,老师们讲课提不起精神。人们吃榆树皮、灰菜,薛天生的同学蔡金祥的父亲在一天夜里饿死了。

  高一班的张贵中,家庭市民,也饿得够呛。有一天张贵中、薛天生,还有高三班的张永江,高一班的张玉,四个臭味相投的人凑到一块,说起饿肚,四个人的嘴没个把门的,瞎嚼开了。

  不知是谁说了句,咱们成立狗个“均产党”哇,把土地平均分给大家,不就吃饱了。张贵中说:“对,我们就闹它个党纲、党章,我当书记,天生当部长。”但是党纲、党章怎么闹,由谁来闹,还没眼眼。他们四人虽然是高中生,但张贵中是个赖学生,其他人偏重数理化,语文均稀松平常,党纲、党章是个啥,见也没见过,根本就弄不来。何况也仅仅是过过嘴瘾,说说也就算了。

  第二天,薛天生在街上遇见他初中的好友傅恒山,傅没上高中,在街上晃悠。薛天生对他说:“我们成立了个组织,你参加不?”傅恒山还没闹清是做啥,就连连说:“行.,行,耍时候一定叫上我!”

  薛天生高中毕业后,在下柳沟教了一个月小学,接着又到上堡小学当了一年教师。他把这事早忘光了,岂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到他们和很多人头上。

  1963年9月23日,放了暑假,薛天生正在家睡觉,冲门进来两个人,是公安局的谭某和李某,给他戴上手铐,说声“走”,就把他押进公安局。

  当天夜里,预审股股长谭某就对他和张贵中分别进行了审讯,一直审到半夜,有三四个钟头。半个月后,正式下了逮捕证。

  审问的重点集中在党纲、党章上,他们承认说过。紧接着让写出来,他们说没有。但此时说没是不行的,为了弄出党纲、党章,公安局下了很大力气。你说没有,一声断喝“老实交待”,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行,不让吃饭、睡觉。

  他们只能拿出党纲和党章,薛天生平时作文就臭,这时不得不硬着头皮编“无影传”。写好后,交上去,说不行,怎么啦?两人写的不一样。咋办?把他们弄到一起协商。张贵中对薛天生说:“我说你写!”捏务了半天,终于写出来了,连党纲带党章总共不足半张纸。

  案件在半年后到了检察院,这中间他们在看守所一共蹲了13个月。1964年8月案件正式判决,罪名是“反革命集团”,因为发现早,未造成大的危害性,判处张贵中有期徒刑五年,薛天生有期徒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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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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