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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悲歌


□ 国 风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从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璘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璘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衷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牾,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鳊》《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巴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奏章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国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己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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