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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帖学”的学术来源与实践倡导诸问题——“新帖学”论纲之三


□ 陈振濂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书法越来越摆脱泛泛的文字书写而走向专业化的艺术创作,“新帖学”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由对传统“帖学”的研究所得出的“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的几个定义支点,也随即获得了真正的学术梳理并被理性地对比出过往的旧涵义与今后的新涵义之间的差异。立足于“新帖学”的视角,分析出它在以刻拓为参照的“旧帖学”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指向,从而形成今后以墨迹与仿真印刷为参照基础的“新帖学”的基本发展轨迹,这是当下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
  
  一、发现“帖学”
  
  (一)“帖”与“帖学”
  讨论帖学与“新帖学”,必须对“帖”、“帖学”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在当下的应用形态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与认知。更进一步,还应该对“帖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书法艺术背景进行历史性研讨。也就是说:要尽量对作为标准概念(通用概念)的“帖”学,与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涵义与特殊针对性的“帖学”,进行学理分析并区别出其间的差异。
  提出“帖”的专门概念而不仅仅是限于作为一般名词的“帖札”、“书帖”,并刻意为之设立一个对立面“碑”,将“帖”与“碑”视为双峰对峙的阳刚阴柔两极,这样的认识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在号为“帖学”祖宗的东晋王羲之时代,而要晚至清代中叶“碑学”兴起的阮元、包世臣、钱泳、邓石如时代。换言之:“帖学”这个名称,首先是由它的对头冤家“碑学”大师们提出来的。这种滑稽的现象,正应了一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
  问题恰恰是在于:当二王手札帖括之学盛行天下的东晋时代,其实碑版也早已盛行于世。且不论秦碣汉碑的篆隶书早已风行了几百年,即使是东晋时代以下的各种南朝碑志如《爨宝子碑》、《瘞鹤铭》、《萧憺碑》、《刘怀民墓志》等,其书体已是较成熟的楷法,而在南北朝对峙的约一百八十年间,北朝尚碑、南朝崇帖,即使是南朝这个时空区域中,也有南朝碑志与南朝帖札的对比。至于隋唐以下,丰碑大额与墨迹书帖之间的交错行进,构成了两千多年书法史的基本发展格局。既然自古以来,“碑”“帖”一直是客观的事实存在,为什么古人如此迟钝,要到将近一千五百年后的清代乾、嘉时期,才由阮元等人率先提出“帖学”与“碑学”这一对范畴,而且还是站在提倡“碑学”的反面立场上才提出来?
  从实用的书法向文化的书法艺术的书法转变,其最主要的催化剂是“人”。书法家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优越地位与自我意识,书法在日常生活应用中的多取帖札之式,印刷术兴起使刻碑拓制作为传播必备手段的逐渐失效(注:关于印刷术兴起对中国书法发展的重大影响,早在2000年之际,我曾经撰文讨论过早期雕版印刷发明与楷书书体成形后不再产生新书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论文题为《楷书成形后书体演进史走向终结的历史原因初探——书法与印刷术关系之研究》,原文曾在第四届国际书学研究大会(日本)上宣读,收入《国际书学研究2000》论文集(日本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萱原书房出版),该文讨论印刷术与刻帖及“帖学”的关系,可视为关于印刷术与书法研究的又一新的学术视角。)……各种正面的或反面的因素在此中综合作用于历史认识,从而使书写行为的展现,不再取记录永恒式的碑碣而取传递便捷的书帖形式。书法的历史,成了单一的墨迹书写的历史而不复原有的丰富的碑版刻拓与墨迹书写的历史。或更贴切地说:则是墨迹书写(文化行为)为主而碑版刻拓(工匠行为)为次的历史。而在一个文人墨迹书帖为主导的文化史形态中,碑版被不断边缘化;“帖”成了几乎惟一的书法方式——自宋元明清以来,书写帖札的文人士大夫书法家,向来自认是正宗。无论是扩大为中堂、对联、条幅、长卷等,但都还是墨迹帖括而不是碑版刻拓,于是,书法史成了帖札史;而碑版刻拓,几乎在书法的主舞台上消失,只是在实用的为祖宗为德行树碑立传方面才偶一用之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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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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