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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恩施坦主义的重新解读


□ 徐觉哉

  摘要:伯恩斯坦主要从资本主义“崩溃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最终目的和运动”以及“修正主义”的内涵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这是为适应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作的探索、修正和调整。应该说,在资本主义有更长寿命和更强弹性的历史条件下,伯恩斯坦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应对,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发展和创新。仅仅宣称“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科学的态度是对这些问题逐个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基本的结论。
  关键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D1;D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0-0004-11
  
  作者简介:徐觉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200235)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1880~1895年间,他曾经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在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恩格斯称赞该报“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他和考茨基“二人都是很正派和有用的人。爱德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在俾斯麦的压力下,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随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那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能有效地抵御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施坦在英国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呈现的这一切景象,并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指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但伯恩施坦仍因对他的通缉而不能返回德国,于是他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这使他有条件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与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和肖伯纳等人的交往,他的眼界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扩展”。尤其重要的是,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5年里(1890~1895),他有机会与恩格斯接近。在这期间,尽管恩格斯多少带一点批判的眼光注视着伯恩施坦同费边社的交往,但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时,他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分歧。恩格斯仍然让伯恩施坦协助自己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并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把遗稿交给他和倍倍尔。
  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德国社民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所面临的斗争形势的转变,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直到1896年,第一批表明伯恩施坦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才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考茨基主办的《新时代》上发表。倍倍尔对此指出:“自从恩格斯逝世,你所呼吸的英国空气、你所处的英国环境以及你在那里的交往使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
  伯恩施坦不认为自己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改变观点的。他提示,在最后几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别是连载于1890年第15、18、21期上的《悬崖》、25期上的《略谈策略问题》以及第36期上给一篇丹麦来稿写的后记,还有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你将会发现,我绝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我们不妨说,伯恩施坦是在恩格斯的眼皮底下滑向修正主义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
  
  1891年,德国社民党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阐述,制定了《爱尔福特纲领》,并在其中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党的主要领导人据此作出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崩溃的估计。威廉·李h克内西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称,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奥古斯特·倍倍尔说:“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起初,伯恩施坦是相信资本主义崩溃论的。他谈到,整个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德国的经济萧条没有缓和下来,80年代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又重新爆发了,它从德国扩展到英国,然后席卷了法国,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停滞和失业时期。因此,1882年他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彭杜破产”事件和那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即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此时,他的朋友赫希柏格写信告诉他,“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这句话那时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偶然出现的繁荣总是短促的,他还没有觉察到经济的持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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