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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 卞 哲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在“四人帮”长期文化专制统治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禁区遍地,禁条林立。“四人帮”被粉碎了,可是人们心有余悸,身有余毒,禁区还没有完全被突破。如果那些精神枷锁不砸碎,禁区不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再说“四人帮”以前,禁区就有了。回顾历史,看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哪些禁区,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近代史著作的质量是不无意义的。
  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有成绩的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可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对于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评价,普遍存在着拔高的倾向。只能歌颂,不能一分为二,甚至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也未能加以分析。近年来的著作,较多的倾向更是变本加厉,以致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某些问题搞得面目全非,不能真正地反映这次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自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了。
  太平天国制订了很多政策、制度,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太平天国尽管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顶峰,可是,它毕竟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政策、制度,不能超脱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能离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能将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理想化,以致与无产阶级的政策、制度相提并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鼓舞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向清政府以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却完全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更与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实行了圣库制度(平均分配)、男女分居、废除商业买卖等,这在起义时由于革命的需要,确起过很大作用,但定都天京后,再继续实施,便不能促进生产,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我们某些著作将圣库制度歌颂得完美无缺,称为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显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深受儒家的天朝上邦、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太平天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天王、东王、北王等都有很多后妃,洪秀全的大量诗歌都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人物,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洪秀全毕竟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后期,他深居后宫,耽于逸乐,不问政事,脱离群众,他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可是,近年来一些著作和文章,却将洪秀全描绘得高大无比,完美无缺,思想与行动甚至可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并驾齐驱。这样,便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洪秀全了。
  对于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更科学?一些著作和文章因为他们晚节不终,将他们一开始便写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贡献从历史上抹去,或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石达开参加革命是否一开始就想搞复辟?打算搞阴谋分裂?李秀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的意志是不是就不坚定?他在苏浙实行的是否便是一条投降、尊孔、复辟的错误路线?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讨论清楚,拨乱反正。对石达开、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写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抹煞。农民起义的领袖动摇变节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有过这样的行为,但经典作家仍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也有过向敌人妥协的事实,经典作家仍把他们称作起义农民的领袖。同样的情况,为什么石达开、李秀成的历史,就不能有分析地看待呢?甚至韦昌辉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韦在1856年发动天京政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的毁家发难、大力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在过去的大部分论著中都将韦昌辉写成一开始便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样便将历史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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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7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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