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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摆脱狭隘的实用藩篱


□ 许纪霖

  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感
  
  似乎难以数清,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有过几次文化热了。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之下,中国文化尽管力图超越自己的传统,对西学作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但令人感叹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前景迄今依然是那般遥远。个中的缘由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已经谈得很多,然而却鲜有学者从近代知识分子对待学问的态度这一视角溯源的。近来重温梁启超在六十七年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倒引发了笔者省察这一问题的新的思绪。
  
  一
  
  在清代学术史上,长期居学术主潮的是以训诂考据为其特征的朴学。到了清末,触目惊心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士大夫们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从霉烂的故纸堆里探出身来,接过了明末清初顾炎武所标举的经世致用旗帜。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今文经学“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9页。以下只注页码的,皆引自该书)他们“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在“闭塞萎靡”的思想界刮起了一阵阵启蒙的飓风,令儒学殿堂底下发生了撼动地基的震动,梁启超将这场披着“今文经学”外衣的思想革命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无骄傲地自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的梁启超,他似乎觉察到历史中某种二律背反的悖论:高扬“经世致用”精神的晚清新学较之沉耽于古经陈典的正统考据学派,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一大历史进步;但就学术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倒退。他严肃反省了“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承认此等流弊皆是由领导新学的维新领袖们一手酿成。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第64页),自己则“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第73页)至于输入西洋之新思想,通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第80页)
  那么这类“粗率浅薄”的流弊究竟渊源何处?梁启超将探究的目光触伸到治学动机这一心理层面上。指出清末“新学派”之所以如此“凌乱肤浅”,病原乃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其动机高尚者,以“致用”为信条,将学问作为变法改制的工具;其动机劣下者,则视新学为钩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第80页)梁启超沉痛地说:“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第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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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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