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让学术摆脱狭隘的实用藩篱


□ 许纪霖

  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感
  
  似乎难以数清,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有过几次文化热了。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之下,中国文化尽管力图超越自己的传统,对西学作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但令人感叹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前景迄今依然是那般遥远。个中的缘由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已经谈得很多,然而却鲜有学者从近代知识分子对待学问的态度这一视角溯源的。近来重温梁启超在六十七年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倒引发了笔者省察这一问题的新的思绪。
  
  一
  
  在清代学术史上,长期居学术主潮的是以训诂考据为其特征的朴学。到了清末,触目惊心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士大夫们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从霉烂的故纸堆里探出身来,接过了明末清初顾炎武所标举的经世致用旗帜。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今文经学“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9页。以下只注页码的,皆引自该书)他们“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在“闭塞萎靡”的思想界刮起了一阵阵启蒙的飓风,令儒学殿堂底下发生了撼动地基的震动,梁启超将这场披着“今文经学”外衣的思想革命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无骄傲地自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的梁启超,他似乎觉察到历史中某种二律背反的悖论:高扬“经世致用”精神的晚清新学较之沉耽于古经陈典的正统考据学派,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一大历史进步;但就学术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倒退。他严肃反省了“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承认此等流弊皆是由领导新学的维新领袖们一手酿成。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第64页),自己则“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第73页)至于输入西洋之新思想,通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第80页)
  那么这类“粗率浅薄”的流弊究竟渊源何处?梁启超将探究的目光触伸到治学动机这一心理层面上。指出清末“新学派”之所以如此“凌乱肤浅”,病原乃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其动机高尚者,以“致用”为信条,将学问作为变法改制的工具;其动机劣下者,则视新学为钩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第80页)梁启超沉痛地说:“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第86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是深有见地的。实际上“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一学风决非清末几个新学家所独有,倒是中国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普遍秉性。中国文化自先秦时代起就贯穿着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哲人们重视人生,讲究实用,漠视各种与现实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这就在求知态势上构成了一种“为人生而学问”的风格。它与古希腊学者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亚里斯多德说,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形而上学》,第5页)但中国人所求的仅是与实在贴近的人生之道,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安邦定国治平天下,成为士大夫们修身求知的至上目的。这种指向人生的功利主义学风固然有其造福民族的合理一面,但无庸讳言,它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形式逻辑不发达,以至整个学术水准长期滞留于中古时代的基本病灶之一。
  正因有鉴于此,梁启超一反传统之趣味,指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第80页),“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第40页)他大声倡导一种“学者的人格”,主张学者当以学问自重,“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第86页)
分享:
 
摘自:读书 1987年第12期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