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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 王 剑

  懿文太子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子,在明朝开国伊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即被册立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病死,同年八月袝葬孝陵东,是为“懿文太子陵”。明代的官书及私家书亦称其陵寝为“懿文陵”、“东陵”、“懿文太子寝园”、“懿文太子庙”、“懿文园”、“懿文皇子墓”等。懿文太子陵紧邻明孝陵,在明代迁都北京以后,南京太常寺掌管对两陵的维护、管理及祭祀等。

  众所周知,孝陵乃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的陵寝,有着无比崇高的政治地位。明制规定,在祭祀孝陵时,“勋旧大臣行礼,文武官陪祀。若亲王之藩,过京师者谒陵。官员以公事至,人城者谒陵,出城者辞陵。国有大事,遣官祭告。”甚至“百官莅任者必往躬谒,永永为例。”如果说明代历朝对孝陵之祭祀,在礼制范围内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规制可能都不为过,那么对后世嗣君陵寝的祭典均应不出其右,最高也应与孝陵规制持平(明代对在天寿山的其他帝陵之祭,也是一年三大祭),如正统年间规定,“长陵及太庙,遣官致祭,所由之门与孝陵事体相同,宜如旧。”而懿文太子陵在陵制上虽按帝陵制建造,但其规模和地位均不及明朝诸帝,其子朱允炆在继承太祖之位四年即被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夺位后,其影响更加大打折扣。再者,明代自迁都北京后,孝陵之政治影响也不比定都南京时,遑论懿文陵。但让诸多明代礼官和后世学者不解的是,明朝在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却远超过对孝陵的祭祀,即孝陵一年行三大祭,用太牢,余则仅祭以素祭酒果,而懿文太子陵一年却行九大祭。这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当代学者也没有论及此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明代懿文太子陵祭祀的学术考察,还可以通过这个非常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非常之制来管窥明初的政治及明代对皇明祖制、对建文朝史事的态度。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懿文太子陵祭祀逾制之惑

  关于明代历朝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有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

  最早明确记载懿文太子陵祭祀规制的是嘉靖年间做过南北两京吏部尚书的郑晓。他在《皇明三礼述》中记述了孝陵和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孝陵在南京神烈山,即钟山,设孝陵卫、孝陵神宫监、孝陵司祭署。清明、中元、冬至太牢,正旦、清明、中元帝后愍忌、圣旦酒果,勋戚大臣一人奉祀事,国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孝陵东有懿文太子陵,祀礼视孝陵,四孟、岁暮、忌辰加牲焉,署官行事。”郑晓所记的清明、中元祭太牢又祭酒果是矛盾的,与掌南京孝陵祭祀的太常寺官员及明清两代学者的说法相比,显然有误,应是清明、中元、冬至祭太牢,而正旦、孟冬、两忌辰和圣旦节祭酒果。郑晓非礼官,他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懿文太子陵和孝陵的祭祀差别,并没有感觉其中有不妥之处。

  第一个发觉孝陵与懿文太子陵的陵祭规制有问题的,是万历十八年(1590)任南京太常少卿的谢杰。他说:“懿文太子,谊则至亲,分则至贵,累朝以来,岁行九祭,祭之之文,咸称御名。乃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疏以承尊,贱以承贵,苟非其类,神必吐之,斯何望懿文之来歆,即至尊之体,亦甚亵矣,乞比照哀冲、庄敬二太子及中山王徐达事例,遣侯伯等官行礼。”结果礼部议覆,神宗皇帝命“以后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谢杰认为,尽管“累朝以来”对懿文太子陵是“岁行九祭”,但自嘉靖以后,南京太常寺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与嘉靖皇帝的两个故太子哀冲和庄敬太子相比,祭祀使臣的级别被降低了,请求比照哀冲、庄敬二太子及中山王徐达之例,相应提升其规制。这里,谢杰只强调在祭祀故太子陵寝上使臣级别的差异,要求将在南京的懿文太子陵祭祀使臣的级别提升,并没有指出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的规制不正常,这说明对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的祭祀规制已成为传统,司空见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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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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