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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 邵 雍

  摘 要: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关键词:租界;人力车夫;车主;罢工;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60-06
  作者简介:邵 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234)
  
  人力车作为近代上海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给近代上海留下了一些独特的印记。当时在上海,人们出行时往往选择人力车作为交通工具。当代学者马凌合、严昌洪对人力车夫做过出色的研究,但研究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上海法租界(注:马凌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关于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在许多著作中语焉不详,仅199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有一段不到500字的记载,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记载。
  
  一
  
  1934年7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鉴于人力车与车夫比例失调、人力车载客供过于求,同时为了发展外商的电车和公共交通企业,决定将公共租界的人力车限制在1万辆以内,车夫限制在4万人内,车夫必须到工部局车务处登记、体检、领取执照,每年交纳少许照费才能拉车,以此淘汰一些老弱及有病的车夫(注:《人力车务委员会报告》,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4年),第46页。)。
  次年,法租界公董局见公共租界方面实行改革基本无事,于是跟着效法对人力车夫采取限制措施。7月4日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40000余人力车夫从7月10日至年底止进行登记,登记费为大洋五角,企图通过登记,限制车夫人数。尽管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一定的合理性,控制或减少人力车夫的数量有助于解决人力车在服务行业供过于求的局面,改善人力车夫的经济状况。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客观上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车夫闻讯,一致拒绝登记,并派代表向人力车同业公会呼吁,获得同情。同业公会和市总商会向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
  8月1日清晨,公董局命令巡捕在街头强迫车夫登记,数百辆人力车一度被扣。经国民党党政机关调解,毫无结果。8月6日,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4万余人为反对租界人力车登记,举行总罢工。“晨九时,罢工车夫代表1500余人,结队自大南门出发,往市党部、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警务处、公董局、第二特区市民会请愿,讵行抵斜桥时,(法租界)越捕禁阻车夫通行不遂,先起口角,越捕继即向天空开枪示威,……持枪向车夫殴逐。” (注:《法租界人力车夫昨与越捕发生冲突》,《申报》1935年8月7日。)在冲突中,车夫薛三(又名薛如吉)失踪,张嘉龙等12人受伤,3人被捕,越捕亦伤3人(注:《法租界人力车夫昨与越捕发生冲突》,《申报》1935年8月7日。)。受伤工人情况如下:
  
  这些人的受伤虽带有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们是这次罢工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年龄段来看,20岁以下的2人,20岁至30岁的2人,30岁至40岁的6人,40岁以上的2人,以30岁至40岁为主。从籍贯来看,阜宁4人,盐城 3人,泰州 2人,泰县2人,东台1人,全部来自江苏北部,且以盐阜地区为主。1914—1925年阜宁县遭受重大自然灾害38次,年均3.5次(注:参见《阜宁县志》(1932年)、《阜宁县志》(1987年)。)。1914、1916年水灾涉及盐城、泰县、东台。1915年阜宁、盐城、泰县、东台发生蝗灾(注:参见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0、842、854页。)。1920年上述四县又遭旱灾。1921年泰州、泰县等地遭遇水灾。次年苏北水灾,盐城受灾最重。1923年阜宁、盐城、泰县、东台又有水灾(注:参见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3、59、85页。)。在同一时段,盐城等地流行地主六佃农四的分租方式,农民苦不堪言(注: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页。)。部分农民破产流入上海,靠出卖苦力拉车度日,养家糊口。一旦饭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他们在罢工中表现得最为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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