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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工力:中国诗学的体用之思


□ 易闻晓

  内容提要:体用之思乃是中国诗学的基本思辨方式,其重大意义在于体用相即的联系使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不可分离。这一思辨方式总是指向自然与工力的相反相成,而“自然”即成中国诗学的最高设定。在体用一如的圆融关系中,诗法的人力锻炼遂为“自然”所摄,这可求诸种种诗法的普遍证明。中国诗学的体用之思与西方诗学所谓“形而上设定”存在根本的差异,因为后者根源于理性而执著于认识,适可比照中国诗学体用之思及其自然工力之辨的独具特征。
  
  一
  
  中国诗学的所有阐论都在体用关系中展开,这是中国思维特点在诗学的显现。按照中国哲学的思辨,凡一物之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乃逐推其本,而竟至于一,“一”之为本,就是万事万物的最终原因和终极根据。本体必然是无形无象的虚空境域,因为如果是有形的存在,则其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犹需追问,那么就必然不是一切有形存在的最终原因和终极根据,也就不能作为本体而统摄万物。本体的确立非惟起于形下物事的存在原因和根据的追问,而且必须落实到形下物事之上。本体无形无象而生起万物、融摄万象,后者即是本体作用的显现。本体与作用的关系,是体以用显,用归体摄,体用一如,毫无间隔,彻上彻下,圆融无碍。于儒,则谓“理一分殊”,理本分用,天理流遍万物,万物悉见天理;在道,则以“道”在万物,万物悉归“道”之作用;在佛,则以真如佛性遍处一切法,万法皆为真如幻相。虽其本体不同,乃至作用殊异,然其体用之思,“三教”道通为一。可以说,体用之思乃是中国哲学最为基本的思辨方式。
  古人论诗,亦援体用之思。言体则推于诗之本从,说用则措于诗之实法。诗之本,推原于情、心、气而究归于道,诗之用,遍在字句、篇法、属对、声律种种诸法。或有高悬本体以主自然,或乃下求作用以说诗法,俱在本末体用之间,悉归自然、工力二者。诗本自然,还赖工力,自然与工力,就是中国诗学体用之思恒所斟酌的成反两端。一方面,由于诗之本被推原于天道自然,所以诗之用遂被视为天道自然的显现,凡遣词造语,必当出于自然,而诗法讲求的人力锻炼,或被认为有悖自然,这其实只是偏主体之一端而遗落诗之作用,体用之间,终有间隔。另一方面,正是本体的天道自然却必依作用显现,那么诗法的一切人工作用遂为本体的天道自然所摄。
  论诗直取体用为说,则谓“诗有本末,体气本也,字句末也”;又谓“诗之用,片言可以明百义,诗之体,坐驰可以役万象”。此明人许学夷、清代薛雪之论,虽其推本未至,但其运思之理,俱在体用之间。兹明诗之所本,必至于一,但以说者殊途,故致多端。“言志…‘缘情”,由来已久,“情”、“志”即诗之所本,然犹有未至,穷而究之,则谓“性情”。性情本出于天,所谓“天命之性”,即是善之本体。元人《总论》曰:“夫作诗之法,只是自己性情中流出,这个道理,亘古亘今,彻上彻下,未尝有丝毫间隔,亦无丝毫形迹。”显取理学之义。《诗法正宗》论“诗本”亦云:“吟咏本出性情。”则援《诗序》之说。诗“从性情中流出”而“本出性情”,要在自然摅发,或者不许雕造,病在崇本息末,未得体用相即。而善说者政以性情论法,则以本赅末,以体摄用,“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凡声韵之拣择、字句之锻炼,悉从本体而来,正谓自然如此。因而“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必“从性情、法律处下手”,法之所来,原出性情,性情所之,必依法律,体用无间,相摄无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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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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