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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伊文思拍《愚公移公》


□ 李则翔


我同荷兰国际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合作了三年,所拍素材可以连续放映150个小时,由伊文思和玛斯琳最终完成了以《愚公移山》为总标题的十二部纪录片的编辑工作。影片内容涉及到我国的工业、农业、军事、教育、卫生以及城市生活等诸方面,总放映时间可达十二个小时。其中,《球的故事》获得了法国恺撤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奖。在 1976年初,当《愚公移山》在取巴黎塞纳河畔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时,在法国、瑞士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也赢得了众多评论家的一致喝彩。法国《世界报》等多家报刊连续报道说:伊文思以他的新风格新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认识中国的捷径;伊文思以他的方法把我们从电影院里的座位上情不自禁地“引进了银幕”,“使我们有机会同:国人一起共同生活了十二个小时”;“伊文思很少使用解说词,没有向我们‘说教’,更没有把‘官方语言’强加给我们,他是让我们通过银幕自己去看,通过声音(同期声) 自己去听”;“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宣传,而伊文思的影片却巧妙地避开了‘宣传’之嫌,达到了使我们接受的宣传效果”。
伊文思多次强调,他“要用 50年积累的实践经验,探索一种新风格来完成影片的创作活动”,这种“新风格”就是更新传统表现手段,使声音(语言)进入纪录电影银幕。事后玛斯琳总结说:纪录电影要“让人民讲话”。 伊文思此次来华拍片是周思来总理邀请的。周总理坦诚地告诉伊文思:欢迎你再次来中国,不过,你要用自己的观点去看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花”。伊文思深深懂得周总理的这几句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他的信任。
伊文思这次来华,适逢“四人帮”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都认为他来得不合时宜。偏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华拍摄了一部以《中国》命题的大型纪录片,该片以“猎奇”的手法,在现实生活中抓取了一些现象。“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声势。江青转告伊文思要公开参与对安东尼奥尼的斗争。伊文思为难了,他以无声的“拖”表示了他对江青要求的反应。伊文思私下同我说过:他同安东尼奥尼同是电影导演,电影导演都是按着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表现方法去从事自己的专业,这是世人共知的。他去批判安东尼奥尼不就等于指责他错了而自己是对的吗?我赞同伊文思的观点,却也担心伊文思能逃过江青强加给他的这一“劫士”吗?
不久,张春桥要接见伊文思,在会见之前的汇报中,有人说“伊文思也拍了一些坏东西”之后,张春桥当即表态:“他若不拍坏东西,就不是伊文思了”。江青和张春桥没敢动伊文思,因为伊文思是周总理邀请来华的,是周总理的威慑力量阻碍了他们的行动。然而,我们摄制组已经进入了试拍阶段,全部素材都是我拍的,“伊文思也拍了一些坏东西”无疑指的就是我,他们不敢碰伊文思却完全可以拿我是问,对此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我深深地感谢廖承志、王炳南和我的老厂长钱筱璋同志,还有我们的领队钱李仁、叶式春,是他们稳定了我的思想情绪。
纪录片的表现方法是多样的,而它的创作原则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自然、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对这一点,我同伊文思完全达到了共识。
伊文思此次来华到底想摄制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他又如何更新他的表现方法?这是我接触此次任务之后必然要思考的问题。
实践证明我同伊文思的合作是有成果的,也是愉快的,而我们的磨合却又是极为艰难的。
伊文思在摄制组全体会议上以及同我个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他要总结自己五十年的实践经验,创造一种新风格、新方法来拍摄这部影片。什么是伊文思要创造的“新风格”?什么是伊文思要创造的“新方法”?直到伊文思离京回国,他也没有说明过。我作为配合伊文思工作的摄影师,有义务和责任协助伊文思创造一种他认可的“新风格”和“新方法”,否则,只能证明我是一个素质低劣、不称职的摄影师,更有负于周总理邀请伊文思来华拍片。我必须思考什么是伊文思的“新风格”,什么是伊文思的“新方法”。
我曾主动同伊文思多次探讨过,也曾冒昧地从理论上为他归纳过,但,均不得要领。我之所以重视理解伊文思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只因为我是配合他工作的摄影师,我必须了解导演的意图,否则,我们怎样合作?我不能不承认我是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开始工作的。
我们的拍摄工作是从大寨开始的,我后来把“大寨”和“清华大学”的摄影工作称为“试拍”阶段,准确地说是我摆脱传统表现方法,通过实践为伊文思提供认可的“新风格”和“新方法”的过程。
有一天,在一块耕地上一位拖拉机手正钻在拖拉机下修机器,伊文思认为这个素材很好,要拍下来。当我开拍以后,有人以为横在拖拉机前的一对土筐会挡着镜头,出于好意就急步过去移开了,伊文思当即发问: “你这是做什么?难道在耕作的土地上有一对土筐不正常吗广我理解伊文思的意思:他追求“自然、真实”,不要在镜头中留有人为或摆布的痕迹,伊文思反对的正是纪录电影拍摄中的大忌。当拖拉机手从车下爬出来时,他的左脸上刮了一条污油,还是那位同志又急忙跑过去给他擦掉了,这一回伊文思真的急了,他大叫:“我是导演,你怎么干预我的工作!”在若干天后的一次聊天中,伊文思说,他反对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但是,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超常的美化和人为的粉饰只能造成“假”的效果,如果观众认为某个镜头是“假”的,他就可能怀疑全片都是假的。伊文思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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