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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与悲剧?


□ 熊伟民

  当温斯顿·丘吉尔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的标题时,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大体是痛苦和忧伤的。“胜利与悲剧”?多么苦涩,又多么令人不安。虽然他毫不掩饰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偏见和恐惧,但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场去审视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场战争和战争之后的现实,他的感慨和愁绪也许不无道理。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帝国;赢得了胜利,但没有赢得和平。希特勒德国被打败了,接踵而来的却是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欧洲一分为二,又处在尖锐的武装对峙之中。不管是哪一方的错,现实的存在是令人高兴不起来的。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丘吉尔一个人的感受。在西方世界(主要是在英美两国),政治家和学者都在检讨和反思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指导过程。为什么会导致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赢得和平的局面?在战争指导过程中犯了某些严重或致命的错误,看来就是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了。
  富勒(J.F.C.Fuller)是这些检讨和反思者中最具影响力、也许还是最深沉的一位。富勒的名字当然很响亮。他以三十多种军事著作的出版而闻名于西方世界。他是军人出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担任英国惟一的坦克军团的参谋长。西线战场上艰难的阵地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坦克一出现,就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以为恢复战场上机动作战的机会来了。他积极倡导坦克作战,并且在一九一八年受命制定一九一九年更大规模的装甲兵作战计划,但战争在一九一八年就结束了,他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建议英国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机械化部队,他因此而成为英国两位机械化作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理论似乎有些超前,当权的守旧派官僚接受不了,他不能见容于陆军,一九三○年便以少将军衔退休。
  富勒两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他一九二三年就开始收集前者的资料,并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出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但糟糕的是,资料连同著作,都在战争中丢失了。战后他另起炉灶,大约花了十年时间重写,并以《西洋世界军事史》为名出版。洋洋一百五十余万言,纵贯西方三千五百年的战争史,使他赢得巨大声誉。《战争指导》在篇幅上远远不能与前者相比。但是,这是他毕生研究战争理论和战争史的压轴之作,书中的观点,都是他反复思索和探讨过的。虽然他和丘吉尔一样,在《战争指导》一书的字里行间,都反映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但他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敌我友关系转换的思考和论述,其深刻性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
  他将战争指导与医生看病进行比较,认为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病人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减缓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战争的指导仍然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
  他推崇贵族政治和十七到十八世纪的王朝战争,认为那时的战争规模和残酷程度容易得到控制。但法国大革命以来,贵族统治衰败,民主制度兴起,工业革命,科学进步,技术发展,加上人口的增加,报刊的流行和宗教信仰的衰落,这一切重铸了人类文明。也决定了人们战争指导的方式和方法,并导致了战争伦理的滑坡,野蛮主义的行为获得了原动力。
  他关于战争指导的其他几点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像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之中。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综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对手时,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当然,《战争指导》最精彩的地方,是他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战争指导的思考与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赢得和平”的局面,关键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位西方政治领袖目光短浅、思想狭隘。他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今天的敌人,有可能变成明天的朋友。战争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一个有利的和平。胜利只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一种手段,但丘吉尔和罗斯福却把胜利当成了战争目的本身。他特别嘲笑了丘吉尔一九四○年的“血泪”演说,认为西方战后所面临的形势,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恶果。富勒似乎特别欣赏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一九四三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的一段评论。佛朗哥指出:西方盟国在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争,另一场是对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战争。对于西方盟国来讲,赢得前一场战争输掉后一场战争,或是赢得后一场战争而输掉前一场战争,都是不合算的。用斯大林的苏联来取代希特勒的德国,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实际影响方面来讲,都是不可取的。西方作战的最佳目标,是同时赢得这两场战争。很显然,佛朗哥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了起来,反共意识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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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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