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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头一硬,大头着粪 政法笔记之十六


□ 冯 象

  这句东欧犹太人的依地语老话,我是听麦金农(Katharine MacKin-non)教授说的。她是美国女权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耶鲁法学院校友日请她发言,她便把各路论敌,从“自由派大儒”德沃金到“保守派推事”波斯纳,“一锅煮”了。说在他们的眼里,受压迫女性永远只是一个抽象概念:雏妓卖春等于“表演服务”,来自消费者的“内容选择”;充斥性暴力的“毛片”是色情业者的“思想和感情表达”,所以全都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政府不得禁止。Wenn der putz stegt,ligt der seykhel in drerd,小头一硬,大头着粪;他们忘了性冲动怎么回事了。
  听众哄堂大笑。笑声中她捋了捋金发,阳光穿透了彩绘玻璃,在哥特式讲堂里不停闪耀。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言论”范畴甚宽。从文字图像音乐表演,到某些表达思想意见的行为,例如焚烧星条旗、十字架,都算“言论”。言论自由,便是色情业者诉讼抗辩、挑战禁令的一张王牌。联邦最高法院曾一再表述:“第一修正案之下不存在错误思想。意见无论看似多么可恶,也不能靠法官和陪审团的良心来纠正,要靠不同思想间的竞争”(大法官鲍威尔语,Gertz v. Robert Welch, Inc,418U.S.323[1974])。但是麦金农不信这个。她说,色情文艺作为色情业的一翼不该受宪法保护,因为它不是“说”(言论),是“做”(行为);是压迫剥削妇女的血腥的暴力,是全球化拐卖经营榨取暴利的产业。如果那也叫“言论”,那么种族隔离时代饭店、公厕、游泳池门口的招牌“Whites only”(白人专用),纳粹德国到处张贴的告示“Juden nicht erwuenscht”(犹太人免进),也都是“言论”;不是吗,当年这些思想、意见和感情,通是受法律保护的(麦金农:《言词而已》,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页13)!
  波斯纳《性与理性》序言开宗明义,说有一个“迟来的发现”:许多法官同仁对于“性”,除了自己“正常”而有限、“恐怕不及[国人]平均水平”的性经验之外,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担心,同仁们审判涉及性问题的案件时,为主流道德或个人偏见所俘。遂决意著书立说,阐明“性的经济学”,重新划分包括色情文艺在内的性问题上的收益成本(《性与理性》,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1页)。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官(以及有份查处色情文艺的政府官员)的经验见闻,大概要广得多。身处全球数一数二规模的色情业包围之中,风纪惩戒和新闻监督难得一次,他们接触了解乃至亲历“性的百态”的机会,不知比美国的同行多到哪儿去了。
  然而我总觉得波斯纳言重了。的确,美国的法官,尤其在联邦法院系统供职者,其任命都要经过严格的甄别审查;“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自然不易“混入”法官队伍。上任之后,须保持廉洁奉公的形象。进酒吧或其他娱乐场所小酌,还得当心,以免被八卦记者偷拍“爆料”,炒作新闻,引起公众不必要的误解。但美国毕竟也是色情大国,从电视大奖“真人秀”到“闭月羞花”的汽车广告,哪一样不是色情文艺的最新变种?要想不听不看,除非躲到荒岛上去做鲁滨孙,那还真是没辙。所以我想他的本意,不是说同仁们没见识过“性的百态”,而是指他们不谙原理,包括他的经济分析的原理。
  简单说来,人的色欲(libido)的幻想源于性的禁忌(taboo)。禁忌发达到一定程度,仪式化法典化直至“圣化”了,色情文艺才有了成熟的土壤,色欲才找着“败坏”的对象。禁忌还辐射到“文明社会”的其他层面,例如服饰的潮流。大姑娘上街露肚脐眼,从前看成伤风败俗,红灯区的景象,现在却算作时髦大方;男人家图风凉脱个“膀爷”,反而跟随地吐痰一样不文明了,说是奥运在即,有碍观瞻,要教育他晓得害臊,赶快穿上。禁忌也是公共道德和卫生习惯的基础。所以传统上,“文明社会”对犯禁的色情文艺及性行为、性关系的管制,大多是从道德与卫生立场出发的。认为色情书刊、电影、表演等等的功用,只在满足或迎合一部分人(其中男性居多)的生理需要或变态心理,犹如卢梭在《忏悔录》中坦白的那个“欺骗自然之危险补偿”(手淫),或者贾宝玉随同警幻仙子游历的“太虚幻境”。
  历史上,色情大观园中各个场景基本上是对准男性的“偷窥”视角展露的;其取悦刺激而宣泄的主要是男性的色欲,包括他对精通“爱艺”(ars erotica)的“危险女性”的幻想。进入现代,尤其我们这个讲究科学追逐利润的时代,色情文艺的繁荣,首先要归功于产业化的操作。那些琳琅满目按季节推出,挑战(毋宁说是挑逗)宗教、道德和卫生禁忌的作品背后,多半连着一只市场策略的手,画的是“钱、权”二字的梦。于是色欲的幻想融入了资本的梦幻,成为支配人们思想意识的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环节。因此,裸露在读者/观众/消费者面前的一具具“性感的肉体”(及代用品),就不仅是生理/心理需要的对象、禁忌的载体了;它们还是社会文化的构建,承运着微妙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受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肉体,特别是女人体,又被视为精神(又名“真理、拯救”)的对立面或“他者”(读作“谬误、罪恶”),蕴含了复杂的象征与讽喻。所以,文艺创作若有意对支配我们社会的知识和权力关系做一探究,色情便免不了是一大主题和生动的素材:肉体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做了所谓人之“三欲(libidines)”,即爱欲(amandi)、力欲(dominandi)和知欲(capiendi)的宿主,越来越频繁地为现代文艺所“赏识”(布鲁克斯:《身体活儿》,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10页)。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说,自十八世纪启蒙以降,现代西方的性话语,除了规训感官快乐之外,还是生产真理与谬误的场所,一种制作、掩藏和提取真理的灵巧手段(《性史》)。于是人本身,也跟着“色情化”了;人们的认知与观念如同情欲,须依存于“性感的肉体”才可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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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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