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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稳定重负


  201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民众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稳定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体上仍显现刚性稳定态势。然而,由于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断裂在进一步扩大,压力维稳的成本巨大,各种社会风险全面暴发的可能性增加。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韧性稳定结构。

  社会危机焦点

  农民维权的焦点仍然是土地问题,中心议题是征地和拆迁。但与往年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市和城市周边地区不一样的是,2010年在一些实行所谓“增减挂钩”政策的省市,在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拆村建居工程引发的社会冲突显著增加,并因此发生了多起自焚等恶性事件。

  这次拆村运动,与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管理办法若干细节不完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衔接。正是地方政府利用这个管理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的参与权,导致农民的权益特别是宅基地权益被严重侵犯,留下十分严重后果。各地政府在农民集中安置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行为,主要理由是为了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实际上的目的是运用国家的“增减挂钩”政策控制更多的建设用地而获利并提升政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还极大地提高了那些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活成本并对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抗议活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已离开农村的知识分子、商业及文化工作者甚至官员,也因亲人被强拆而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中。

  2010年工人维权出现了一些新特点。5月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其中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4厂全线停工。广东佛山南海日资本田( HONDA)零部件制造厂、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江苏无锡日资尼康( Nikon)等,都相继发生罢工或停工。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和韩资北京星宇车公司工人也因要求加工资而罢工。这些罢工主要发生在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参加的人员主要是80后和90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一代雇用工人。他们不止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这表明,新生代的雇佣劳动者的维权活动正在走向新的阶段,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工人权利运动。

  2010年社会泄愤事件时有发生。如6月1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开车行进中与行人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人,还言称“我是领导”,遭遇上千人围堵。最后马鞍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及几百名防暴警察出面解围,这位局长当场被撤职,并被行政拘留,事情才平息。又如之前的3月26日,昆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五华分局红云执法中队对辖区进行巡查与经营摊主发生冲突,围观的民众袭击围攻城管队员、派出所民警及车辆,导致多辆汽车被损毁,多名城管工作人员和民警被砸伤。这些事件一般都因一些日常小事如车祸、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城管打人等引发,民众围观并继而发生严重的打砸抢行为。主要参与者大都是与事件双方没有直接利益者,只是为了发泄对“当官的”和富人等强势人群的不满。这类事件盼陕速增加,表明当前官与民、贫与富冲突十分严重。

  2010年个体极端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的郑民生杀害学生案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校园行凶案,都以不特定的学生作为攻击目标。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所暴露的极端者的扭曲心态,呈现出病态性的社会心理,具有明显反社会性质,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而6月1日,湖南永州市零陵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枪击零陵区法院法官事件,则是一些极端者攻击司法人员案件的典型,凸显了公权部门的信任危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网络特别是微博在民众维权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对乱征农民土地、强拆、公务员招考舞弊等问题上,网络发挥了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许多事件都是通过网民关注后,传统媒体的跟进而成为公共事件。由于微博的发展,使控制网络信息的难度增加,因此而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使一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冲突。压力维稳遗患2010年执政者仍沿袭了长期以来的压力维稳的思维和手段。各级政府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经常采用运动式的维稳方式。这不仅致使政绩考核功能异化,而且“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增长率每年在两位数以上,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值得警惕的是, “文革”时期的一些游街批斗方式死灰复燃。维稳不仅成为了某些人和部门的利益所在,也成为了地方绑架中央、中央绑架社会的砝码。

  虽然,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它能“笼络”住那些支持强力维持秩序的基本力量,迎合利益既得者支持“维持现状”的需要,也能够抓住普通民众希望安居乐业的心理。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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