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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知之难也


□ 汪曾祺

  文如其人也好,人如其文也好,文和人是有关系的,布封说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作品的形式是作者人格的外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读者是希望较多地知道作者其人,以便更多地增加对作品的理解的。
  大部分作家是希望被人理解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不很容易达到的境界。人不知,不愠;为人所知呢?是很快慰的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样的旅行是愉快的旅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人已足,多了更好。
  在读者和作家之间搭起一道桥梁,这大概是《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这本书编者最初的用意。这是善良的用意。但是这道桥是不很好搭的。
  书分三部分:作家自白,作家谈作家,评论家谈作家,内容我想也只能是这些了。然而,难。
  作家自白按说是会写得比较真切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个人和自己混了一辈子,总应该能说出个幺二三。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亦难得有自知之明。自画像能象梵高一样画出那样深邃的内在的东西的,不多。有个女同志,别人说她的女儿走路很象她,她注意看看女儿走路的样子,说:我走路就是那样难看呀!人总难免照照镜子。我怕头发支楞着,在洗脸梳发之后有时也要照一照。然而,看一眼,只见一个脑袋,加上我家的镜子是一面老镜子,昏昏暗暗,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子。一般人家很少会有芭蕾舞练功厅里能照出全身的那样大的镜子。直到有一次,北京电视大学录了我讲课的象,我看了录象,才知道我是这样的。那样长时间的被“曝光”,我实在有点坐不住:我原来已经老成这样了,而且,很俗气。我曾经被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称谓。“前卫”(这是台湾说法,相当于新潮)、“乡土”、“寻根”、“京味”,都和我有点什么关系。我是个什么作家,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有人说过我受了老庄的、禅宗的影响,我说我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大一些,曾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说这个话的时候似乎很有点底气,而且有点挑战的味道。但是近二年我对自己手制的帽子有点恍惚,照北京人的话说是“二乎”了:我是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么?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么?
  作家写作家比新闻记者写作家要好一些。记者写专访,大都只是晤谈一两个小时,求其详尽而准确,是强人所难的事。作家写作家,所写的是作家的朋友,至少是熟人。但是即使熟到每天看见,有时也未必准确,有一老爷,见一仆人走过,叫住他,问:“你是谁?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的?”——“小的侍候老爷已经好几年了。”——“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原来此人是一轿夫,老爷逐日所见者唯其背耳。作家写作家,大概还不至于写了被写人的背,但是恐怕也难于全面。中国文学不大重视人物肖像,这跟中国画里的肖像画不发达大概有些关系。《世说新语》品藻人物大都重其神韵,忽其形骸,往往用比喻:水、山、松、石,空灵则空灵矣,但是不好捉摸。“叔度汪汪”,我始终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作家写作家,能够做到象任伯年画桂馥一样的形神兼备者几希。周作人的《怀废名》写得淡远而亲切,但是他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我就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我后来在沙滩北大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过废名,注意过他的额头,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地方象螳螂。而且也并不很奇古。要说“奇古”,倒是俞平伯有一点。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习见故耳,作家写作家,也许正因为熟,反而觉得有点难于下笔。下笔了,也不能细致。中国作家还没有细心地观察朋友,描写朋友的习惯,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时间。中国作家写作家能够象高尔基写托尔斯泰、写柯罗连科、写契诃夫那样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作家写作家,参考系数究竟有多大,颇可存疑。读者也只好听一半,不听一半。
  评论家写作家可能是会比较客观的,往往也说得很中肯,但也不能做到句句都中肯。昔有人制一谜语:上面上面,下面下面,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不是不是,是了是了!谜底是搔痒。郑板桥曾写过一副对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评论家是会搔到作家的痒处的,但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搔到。总要说了好多句,其中有一两句“说着”了。我有时看评论家写我的文章,很佩服:我原来是这样的,哪些哪些地方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但随即也会疑惑:我是这样的么?评论家的主体意识也是很强的。法朗士在《文学生活》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过:“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评论家写作家,有时象上海人所说的,是“自说自话”,拿作家来“说事”,表现的其实是评论家自己。有人告诉林斤澜:汪曾祺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斤澜说:“他是说我么?他是说他自己吧。”评论家写作家,我们反过来倒会看到评论家自己,这是很有趣的。于是从评论家的文章中能看到的作家的影子就不很多了。通过评论,理解作家,是有限的。
  甚矣人之相知之难也。
  我相信,读者读了这本书是不会满足的。但也许由于不满足,激起了他们希望更多的了解作家的愿望。这是这本书的最终的和最好的效果。
  
  一九九○十月十日
  
  (《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林建法王景涛编,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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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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