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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空间的开创


□ 王 迅

  新世纪之初,在沉寂古老的红水河畔,一群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终于冒出头来,以其多样的文学气质丰富了广西的文学版图。《麒麟》杂志2008年第5期做了一个小说专号,基本上是来宾市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批作家对文学界来说显得有些陌生,写作的历史也并不长,有的作品甚至是他们的处女作,但是,当我读完这期专号上所有的作品,并不觉得很失望,特别是在技术上也不像我先前所想象的那样稚嫩,看得出他们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出众的艺术感悟。从年龄层次看,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大多出生在70年代上下,他们的写作很少受到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叙事资源主要得益于对个体性的生活经验的掘进与开采。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场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验,经过他们的艺术提炼,以耳目一新的气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像散落在玉盘的珍珠,散发着熠熠光彩。这批青年作家的集体亮相以及他们写作中的不俗表现,对于建市仅有5年历史的来宾市来说,对于来宾市未来的文学发展前景来说,确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事件。
  龙志的中篇小说《古钟》以其厚重的历史感脱颖而出,占据着这期杂志的头条。回顾龙志的前期作品,如《张集的风花雪月》、《风流黄昏》等,在叙事中,他往往把故事的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的荒诞的岁月,荒诞的岁月铸就荒诞的人和事。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所贯用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他的小说往往把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处,准确地捕捉和打捞那些早已被人所淡忘的历史死角和隐秘情结,试图以回望的视角去照亮那些带有历史印痕的特殊年代,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个年代所决定的人们的存在状态。“铜钟”是作者在叙事中设置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小说里,它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一个村庄的文化生态以及八峰村人历代延续下来的特有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文化习性极其顽固,也相当可怕,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选择。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婚姻的选择上。张小艳实心踏地地爱着张大虎,但张大虎却仅仅因为张小艳是同姓且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而拒绝了她。这个细节表明,在张大虎的灵魂深处依然潜藏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它通过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反映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的艰难过程,或者说,作者的叙事企图也不仅仅是借助人物的命运演绎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而是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大虎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既有传统保守的思想,又不失锐意改革的精神和改变命运的意愿。小说通过张大虎的生活曲线图,阐释着社会政治生态对人性、对生命的扭曲。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张建利哼了一声说这个鸟毛人做鬼也是他,做神也是他,前些时候哪个分田就挨他骂,现在哪个不分田就要处分人,我们这种卵毛大队干部简直就是风箱里头的老鼠。
  就这段文字来看,基层干部表现出对国家的政策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和阿Q一样,一切行为都具有很强的盲动性。小说的叙述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路子,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写实,实写”。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作为叙事的依托,赋予文本以丰厚的生活底蕴。
  梁冰的《雨点上的火焰》和黄少崇的《海绵》都体现出作家对社会底层或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正契合了当下中国底层叙事的主题。读梁冰的这篇小说,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这部作品以反讽的笔致讲述了刘高兴们并不“高兴”的拾荒生活。很巧的是,梁冰的小说也借助了似乎有点雷同的叙事资源。当然,我不知道梁冰在动笔之前是否阅读过《高兴》,也不知道梁冰是否是有意为之。但从他的文本本身来看,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雨点上的火焰》却也并非是对《高兴》的简单模仿,作者的叙事智慧赋予了这篇小说的特殊价值,在叙事支点的选择、情感立场的定位、叙述节奏的控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独特性。梁冰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豪爽侠义、谦逊而不失热情的人,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充满着阳光,时常会透射出他的敏锐和精干。在这篇小说中,他以细致的笔触刻画了一群浪迹城市并以乞讨拾荒为生的流浪儿童。从流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流浪儿童的生活相当熟悉,也体现出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独特思考和观察。就象电影里的镜头,为了维持卑贱的生存,几个流浪儿在街上拾垃圾,乞讨,甚至偷盗……在想象中,这些小小的生命及其生存现实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梁冰的叙述把我们带到生活的现场,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却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叫人心寒。作者在创作谈里说:“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好奇,千方百计地想出我们自身或者周围的环境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便揭开我们命运的谜底。”梁冰的叙事企图是很明显的,他在探讨命运,追问卑贱生命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人物是梁冰很用力的地方,几个小孩的个性特征都相当鲜活,呼之欲出,跃然纸上。黄少崇的《海绵》透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再现了城市里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当下众多反映底层的作品相比,《海绵》的特别之处在于,小说没有以苦难的泪水赚取读者廉价的同情,而是毫不留情地将他的笔触指向底层社会的另一面,即“底层的陷落”。事实上,我们通常所指称的“底层”,不是一个完全澄清的世界,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地域上来自五湖四海,也不是说他们沦为打工一族之前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而是说,底层社会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现代性之后,人性的裂变和异化,精神世界的整体丹塌等等。而这种“陷落”在黄少崇的叙事中,有着一种新奇感,这种美学效果很大程度上源自作者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即透过一个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年的视角,去透视城市繁华背后的漏洞和死角。这种叙述角度的确立,不仅保证了小说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使叙述在整体上产生一种陌生感,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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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麒麟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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