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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


□ 贺绍俊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是今年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词,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化的主题词,其政治意识形态内涵是非常明确的。文学界普遍也在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文学界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词:“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将这两个主题词并置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观点纷呈,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勿庸置疑的,无论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做何种解释,都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更关注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呈现的。事实上,在实践层面,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往往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策略。也就是说,无论是强调文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批评作家淡薄政治意识的观点也好,还是各种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观点也好,都可以看成是某种创作实践的政治表达方式。即使是那些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表面上看上去这些观点要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体现在创作中,其实是作家们试图在文学叙事中表达另一种政治情怀,他们不过是以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为这种创作实践争取到合法化的票据。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作家或理论家们关于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极端言论,与其空对空地在理论上证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构成,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创作实践中文学是如何表达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怀的。
  利奥塔把各类知识都称之为“叙事”,叙事的功能在于给所有的知识提供合法性。我以为,利奥塔所说的叙事合法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认定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利奥塔的叙事理论揭示了政治活动的本质。文学叙事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任何一种文学叙事无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它包含着作家特定的政治情怀。利奥塔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认为要对所有的元叙事去合法性。这其实是利奥塔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激烈的后现代政治的处理方式。顺着利奥塔的思路,其实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叙事应该都会经历一次从合法化到去合法化的过程。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似乎是按着利奥塔的理论描述走过来的。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的寄寓和演变。
  改革开放可以看成是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转折,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运动铺平道路的,因此改革开放首先需要接续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就有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政治背景。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起到了接续思想启蒙的功能,它与新时期的政治思想主潮是谐调一致的,因此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首当其冲的目的就是为政治确立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恰好是新时期文学叙事者的政治情怀。最初的新时期文学叙事者包括“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这两支大军。“五七”干校是指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从现代文学阵地中胜利转移过来的。新时期之初出版了一本命名为“重放的鲜花”的小说集,作者是这一代中曾被打成右派或是曾受到政治迫害的,“重放的鲜花”这个命名非常恰当地显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地位。知识青年当然是“知青文学”的主体。在中国,一直被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文学就是以积极参与拨乱反正思想斗争而开始其新时期的,因此,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由“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定调的宏大叙事。大凡在那个时期进入到文学写作中的人无不顺应着这一宏大叙事的思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当事人的缘故难免经历一再的政治甄别,这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将自己当成“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文学是他们最有利的倾诉方式。他们必须以非常现实主义的姿态来讲述他们的受害史,而在这讲述过程中,宏大叙事的调整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正是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终于可以让压抑多年的诉求尽情释放出来,他们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文学叙事引以为荣,成为这场文学叙事的加盟者。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联手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它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文学精英以其元叙事与政治精英携手完成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合法性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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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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