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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作用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


□ 王义彬

  实地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或日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任何一项成果的获得,尤其是对于存活于当今社会的鲜活的音乐人文事象,实地考察均具有基石性的作用。
  实地考察首先要做的是:确立对于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域、时空、族群,人类学称之为“工作坊”;然后是围绕调查对象所进行的相关材料的收集、预研、整理与研究;做好了这些充分准备之后,才是进入现场的实地深入调查。不管是选择调查地点,还是深入调查,甚至是进行分析研究等案头工作,了解、熟悉并掌握所选择调查对象的相关地方文献、实物、信息提供人员乃至当地的传说、谚语、掌故等口传资料等地方性知识,对于实地考察以及后期研究,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关于地方性知识
  
  克里弗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3年生于美国旧金山,著有《文化的阐释》和《地方性知识》等名著,被誉为“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提出了“地方性知识”概念系统,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基础上之“全球化”观念的回应,也是与包括重要概念“话语”、“文本”、“后现代”等话语的对话。
  地方性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人也称其为“情境”中)生成与发展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不仅关注普遍的准则,而且还着眼于形成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生态环境(或称之为情境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主张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否定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按照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其有效性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起作用?这正是有待于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东西:同样。一个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原则”有没有一个有效性问题?
  20世纪以来,在欧洲逐渐形成了以单一民族组成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并影响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趋向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大分类。以“优等民族”自居者试图“拯救世界”(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被全世界拯救;“联合国”概念形成,西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观念呈“普世”局面,“全球化”思潮似乎不可阻止。20世纪后期。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后现代”理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
  话语,指某个社会群,根据某些社会规范以将其意旨、意义传播确立于社会中,并为其他团体所认知。语言是话语的基本元素,而话语是一种知识系统,是文化体系的外在表现,即是构成我们全部知识的材料。
  文本,原始意义是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研究的属性含有通过大家可以共同察知的符号去理解符号所体现的意义结构的内涵——“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它既可以是文字的,又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即‘文化即文本”’(格尔兹语)。它是一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是立体的文化之渊源。
  阐释学,近代阐释学的真正标志是18世纪末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他开创了圣经阐释批评学。而对阐释学有着较为直接影响的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明确界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发展了研究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论。还有20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对阐释学的积极贡献在于把阐释学引入社会学领域。接下来的两位阐释学大师是格尔兹和维克多·特纳,格尔兹认为,阐释学的目的是从高层次的普同化和人类学的细节的往还中借助社会话语而至对复杂纽结在一起的符号形式的“理解”,直至于“深度描写”:特纳关于“理解”的观念直接缘自狄尔泰的阐释观。
  后现代主义是对于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反省,是对于现代性和理性世界的“批评”推进,是对于“全球一体化”、“普同化”的质疑、反叛。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正是在“后现代”基础之上对于“宏观叙事”(“宏大叙事”)的理性的超越、回归与批判,是在“后现代”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学研究的现代推进。
  地方性知识,相对于近代科学理念和启蒙精神来说,具有矫枉过正、甚至“颠覆”的意义,因此,这种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内在联系。地方性知识的观念不同于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它的兴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批判。
  不同于普同性知识的是,地方性知识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一种批判“宏观叙事”的“微观具体研究”方法。它是在现代性、理性基础上的“显微”研究。格尔兹地方性知识话语体系的重要论域在于作为符号的文化事象的“深描性”的“译释”。将文化纳入到各自的社会体系(政治、经济、权力的格局形成以及社会思想的重塑等)之中,试图从中寻求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视而不见”的正常文化事象,揭示其原初的含义,从而确立某种文化、艺术等在社会“意义网络”中的定位。
  格尔兹指出:“‘译释’(Translation)并不是指简单地把别人认识事物的方式重新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放置,而是用‘别人’本身的方法、逻辑来展示,用我们的方式表达,这样的认知方式,不像一个天文学家去数星星,更似于一个评论家在解释一首诗的情形。”实际上,‘译释’是用‘我们’的语汇来把握‘他们的’观念。人类学家所要做的是,既从外族人的立场来分析本族人的文化,又以本族人的观点来看待本族人的生活;既以外族人的视角向外族人展示本族人的文化,又从本族人的角度向本族人展示本族人的心理。强调地方性知识旨在加强文化艺术阐释的客观性,使得人类学家(民族音乐学家)笔下的“对象文化”无限接近“对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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