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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一二十 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 何元国

  摘 要: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关键词: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研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叙事

  修昔底德之于历史学,犹如荷马之于史诗,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术,柏拉图之于哲学;自古以来他就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史家。其大作自问世以来,就成了西方所谓“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或classical scholarship)之重镇,①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studies/scholarship)。尽管绵延了2500多年,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百余年来,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潮涨落更迭,名家佳构,赓续不绝,蔚为壮观。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置身于西方学术思潮与学术取向递嬗的过程之中,质疑、颠覆、肯定、“同情的了解”交叠出现,给探究在修昔底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添置了多重迷雾,这是修昔底德本人的问题还是研究者的问题,只有置身其中详加研判才能一见分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尝试以这一时期修昔底德史家形象的嬗变为中心展开研究。因为“修昔底德研究”虽与“古典研究”的总体水平和进展密切关联,但比起“古典研究”的其他具体领域来,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故其史家形象起伏波折,脉络分明。

  一、质疑与反驳

  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的著作没有神话传说,没有离题万里的趣闻轶事,更排除了神灵对于人事的干预。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没有利用手中的笔为自己辩护,更不偏袒自己的城邦。其治史方法与原则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他在第1卷第22章的一番表白言犹在耳:

  ……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所记述的事件,要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要么是从别的亲历者那里听来的,这些我都要尽力探究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求符合事实。即便如此,探寻起来仍费尽艰辛。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往往有不同的讲述,有的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有的则仅凭记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类生活情形的相仿,过去的事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他们如果认为我的著作还有益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并不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想成为永远的财富(ktema)。(1.22)①

  自问世以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及其修史方法就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到了1 9世纪,学者们的赞誉和推崇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世纪,学者们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导人历史学领域,“科学的历史学”(scientific history),或日“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在德国首先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有尼布尔(B.G.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cld von Ranke,1795-1886)和迈尔(E. Meyer,1855-1930)等人。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看作“历史科学”的古代先驱。有论者指出,实际上大约在1860年前后,这个新的史学流派才摆脱古典史学范本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②这里的“古典史学范本”主要是指修昔底德的著作。

  英国史家格罗特(1794-1871)的《希腊史》(1 9世纪中期问世)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有一个从宗教取向朝科学取向(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的逐渐转变,“……修昔底德……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取向”。③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总之,一个“科学”、“客观”、“超然”的修昔底德史家形象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最初的几年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普遍认同。

  然而,到了1907年,这个形象遭到英国古典学家康福德(1874-1943)的严重质疑。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有如下断言:“我相信,战争的真正原因(prophasis),尽管从未被人最明白地解释过,是雅典人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以前历代史家对修昔底德的此一解释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但是,康福德大唱反调,指出,修昔底德关注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第一次敌对行动)和双方的陈情、争吵和借口。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①实际上,第1卷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因”。陈情、争吵和借口这些都是单方面的,与原因的探讨几乎沾不上边。修昔底德所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原因,即个人的、城邦的动机和性格(两者大同小异),这是古代史家的通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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