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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电影剧作的文学基础


□ 高尔纯

记得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眼下的电影文学剧本最缺的不是“电影”而是“文学”。遗憾的是,这种“文学贫乏症”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疗治,反而在继续蔓延。近年来,由于出台了鼓励民营公司投资拍片的政策措施,中国电影产量不断攀升,有市场竞争力的国产大片也崭露头角,与前几年低迷冷落的发行状况比让人感到些许欣慰。但另一方面,混迹于创作总量中的粗制滥造之作也在增多,特别是剧作上的毛病俯拾即是。面对那些带着明显“胎伤”的影片我常常慨叹:如果我们的编导者多一点文学修养,能夯实电影剧作的文学基础,中国电影何止目前的景象!
我知道,在电影圈里谈文学是需要勇气的。弄不好会遭人白眼,说你外行,而那些自以为很懂电影的人又常常用电影的特殊性唬人。多少年来,人们在电影剧本创作中谈“电影”的多多,谈“文学”的寥寥,都是被唬怕了。排斥和贬低文学的基础地位,不仅于电影剧作无补,反而造成某些影片内容空洞乏味,艺术粗制滥造,乃至呈现一种令人难堪的低俗化和弱智化倾向。
我认为,文学之于电影,是土壤和植物的关系。尤其在故事片中,仅仅把文学视作综合元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夏衍说过,“电影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文学、音乐、美术……,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请注意“决定性”三个字!电影根深叶茂,得益于文学土壤所提供的丰富养分。离开文学,电影即无法生存,更谈不上繁荣。
早在七十年前,蔡元培先生就说过,“文学可以离其他艺术而独立,而其他艺术常有赖于文学的助力。”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文学是一种技能,它用语言文字将生活转化为艺术;文学也是一种工具,抒情言志,教化人心,像孔子所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又是一种修养,标志着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和艺术创造力的高下;文学更是一种高效营养剂,能催助其它艺术开花吐艳。
且不说中外凡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无一不是吮吸着文学乳汁长大的,就电影剧本创作而言,谁能须臾脱离文学而独行?
电影剧本是叙事和造型的结合。可是,无论叙事还是造型,都离不开文学的参与。
电影剧本创作中,作为“前电影”形式的特殊性与作为“叙事文学”的普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能截然分开的。与纯文学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电影剧本的可读性也许是最差的,它的最终价值主要体现在未来银幕上,并不在乎取悦读者。它的文学的可读性始终从属于电影的可拍摄性。纯文学的写法,在电影剧本里可能是画蛇添足,如诗歌语言的节奏和声韵,散文的抒情、说明和议论,小说的描写和叙述,一旦无法转化成具体的视觉和听觉形象时,都可能成为无用的赘物被舍弃。强调用镜头画面说话,强调语言的视听造型性,这些无疑都是电影剧本作为“前电影形式”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电影剧本作为“叙事文学”形式的一种,它在选取题材、提炼主题、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谋划情节、刻画细节以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追求方面,又严格遵循着叙事文学的一般规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电影应该重叙事还是重造型的问题上曾经争论不休。如果强调造型功能意在促使电影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具艺术表现力,当然值得肯定,倘若只是为了贬低叙事功能,从而否定电影文学基础存在的必要性,那就给电影的健康发展带来隐忧。事实证明,一些故作高深的偏颇理论,对一些年轻的探索者还是起了误导的作用。直到现在,还有人觉得离文学越远,就越电影,越艺术。
汪流先生在《电影编剧学》里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一切叙事艺术都是以人为描写对象的。因此,剧作者不能脱离人物命运而专门去追求造型;也只有在描写人的活动时,剧作者才去调动造型手段。如果只强调了画面的造型功能,这必然会导致造型失去意义。”
事实胜于雄辩,有时市场的检验比理论家更有权威。八十年代后期,第五代导演纷纷改弦易辙,由刻意追求画面构图、光影、色彩、声音等造型元素的运用,到同时注意刻画人物、讲好故事的转变,说明电影既要有营造声画奇观的手段,又要有引人入胜的叙事内容,双管齐下,才能赢得市场,赢得观众。
叙事离不开文学,大家都不会反对。那么造型呢?难道造型就与文学无关了吗?
我们经常引用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一句名言:“编剧必须经常记住这一事实,即他们所写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以某种视觉的造型的形式出现在银幕上。因此,他们所写的字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描写必须能在外形上表现出来,成为造型的形象。”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但人们在阐释它的含义时,却常常错误地理解为造型功能只属于电影而与文学无涉。
其实,造型性既是电影的,又是文学的,起根发苗还是文学的。如果没有文学的造型想像力,要实现电影画面的造型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想引述与普多夫金几乎同时代的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话,他说:“凭借内心的视力来看所描绘的对象,来创造作品,这就是作家的法则。同时,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这种视力。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锻炼。”我理解,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内心的视力”就是作家对人物与景物的观察能力、形象记忆能力和想像联想能力的综合。作家通过“内心的视力”将“眼中之竹”化作“胸中之竹”,然后才有“笔下之竹”。其实,这种“内心视力”的培养和锻炼,对于电影剧作家创造视觉和听觉形象是极为重要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读罢这两首唐诗,谁能说文学的视觉和听觉表现力无益于电影剧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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