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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公案文学智判与法律之比较


□ 杨 洁

  摘 要:公案文学与法律、伦理相融并包,联系紧密。法官以智慧来进行判案的“智判”中渗透的法律精神成为公案文学的特质。而元明两代公案文学在和法律的关系方面又呈现出许多转承变化和可比较之处。元代的公案文学的智判不符合法律,而明代公案文学智判则符合法律。
  关键词:公案文学 元明 法律 比较
  
  元明公案文学主要指元、明两代与审案、判案有关的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在元代主要的艺术形式是元杂剧,现存《灰阑记》、《陈州粜米》等十余种,在明代主要表现在拟话本和白话短篇小说集上,包括“三言”“二拍”、《百家公案》、《海公案》等小说集。公案文学往往包括案发、审案、判案等几个环节,而其中官员运用自身智慧所作出的“智判”作品在当时深受欢迎,甚至家喻户晓,这与其文学与法律相融的特质是分不开的,民众从智判作品中既获得了文学的娱乐性、欣赏性,又间接吸收了法律的知识性、趣味性。本文试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探讨一下元明公案文学中的智判与法律的关系。
  
  一、公案戏的智判大多未遵循法律
  元代公案戏的智判方式许多都未遵循当时的法律,是“违法”判案。如:《蝴蝶梦》(关汉卿撰),在这部作品中,葛彪打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中王大出于报复,又打死了葛彪。王氏三兄弟却都主动愿意承担罪责,王老汉之妻因为王老三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就让老三承担罪责。这是冒名顶替,虽然在道义上是义重如山、深明大义,但是,在法理上却讲不通。后来包拯又让赵顽驴顶替了王老三受刑,这看似合理合法,大快人心,在法理上却仍旧讲不通。因为顶替受刑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不允许的。首先,包公是宋代人,如果按照宋代的法律来看,赵顽驴的盗马罪不足以判处死刑,“诸盗贼私马牛而杀者,徙二年半。”即使是可以判死刑,那么赵顽驴顶了王三的罪,赵顽驴的罪又由谁来顶呢?可见,如果按照宋代法律看,《蝴蝶梦》的判案并未遵循宋代的法律。其次,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来看,关汉卿是元代人,如果按照元代法律,杀死残害父亲致死的人是不必承担法律后果的。“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可见,如果依据元代的法律,王家兄弟不仅不必承担任何罪责,打死王老汉的葛彪还应该给王家出五十两烧埋银。因此,《蝴蝶梦》的判案也未遵循元代的法律。所以,从《蝴蝶梦》来看,元代公案戏的智判并未遵循法律。
  另一部元杂剧《鲁斋郎》智判中也有不合法律的地方。鲁斋郎作恶多端,但按照宋代法律是不足以判处死刑的,《宋刑统·户婚律》规定:“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而奸罪所应受处罚仅是徙一年半。再加二等也不足以判处死刑,可见《鲁斋郎》的智判未遵循宋代的法律。再按照作者所在和所反映的元代的法律看,元律维护贵族、官吏、僧侣、地主的特权,鲁斋郎更加不会被判死罪。所以,如果根据元律判断,包公判鲁斋郎死罪也是不符合元代法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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