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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能亵渎


□ 苗振亚

《被亵渎的鲁迅》,是鲁迅研究专家编选的一本资料性质的书。此书收入陈西滢、高长虹、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彭康、叶灵凤、梁实秋、向平良、王平陵、施蛰存、杨村人、徐懋庸、苏雪林、周作人、郑学稼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大体上都是就具体人与具体事件表露自己的看法,看法或与鲁迅有所不同,甚至完全是针锋相对,出语激烈,但还看不出什么政党与社团背景。让人觉得,这不过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而已。笔墨官司是文人喜爱的游戏,只要环境允许,又有话题可说,这游戏总会玩起来。上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稍有影响的文人,没有几个是置身游戏之外。争论而不伤和气,笔墨官司过后照样是朋友,很可看出那一辈文人的境界。可是,与鲁迅打笔墨官司的这些人就不同了,几十年后,他们的文章被收在这里,似乎全部都以亵渎鲁迅来定罪了。
编选这本书的目的,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不是别的,而在于想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这个遗愿是什么呢?“鲁迅生前在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供世人一阅。”就连这“汇成一册”的书名都已起好。鲁迅初定名为《围剿集》,后来在致杨霁云的信里,又把书名改为《围剿十年》。可是,鲁迅终究没有把这个集子编出来,是什么原因,这个序言里没有说。是编这个集子太花功夫吗?我想不是。就像编选这本《被亵渎的鲁迅》一样,把这类文章收集一下,汇成一册,交给出版社就是,这会费什么事?这些文章,鲁迅肯定早已收集在案,花上几个夜晚的剪贴功夫,排个先后,再配上一篇序言,这本书就算完成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有“汇成一册”的想法,汇编起来又不太费事,那又为什么没有让计划变成事实呢?这不可能没有其它原因。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计划中是认为应该做的,从能力上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具体做起来可能就会碰到未曾想到的困难,于是,或改变计划,或放弃计划。鲁迅先生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更不是一个说说算了的人。鲁迅曾在《学界的三魂》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一件这么大的事说了而没有兑现,既不是“无力”,也不是“大度”,那就要研究研究是什么别的原因了。
研究能力我没有,我只能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我想,鲁迅要编选这本“供世人一阅”的书,首先在文章的甄选上,就会碰上不大不小的障碍。就拿《被亵渎的鲁迅》一书序言中所说的理由:自五四以后,中国重要的学人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冲突者颇多,因冲突而发生文字争论的也很多。争论可划为三类,三类性质各不相同,其中一类纯属文化争论,例如与梁实秋等人的争论。我们因此就有理由请问,难道说,这类纯属文化争论的文章也能算是“攻击”和“围剿”吗?是谁“攻击”谁和谁“围剿”谁呢?也应该收入鲁迅的《围剿集》或《围剿十年》吗?既然《围剿集》或《围剿十年》并没有最后成书,我们也根本无从知道这书会怎么去编,我们的一切说道也就一律与鲁迅无关,不过是瞎猜而已。只是以“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为目的,而编出的这本《被亵渎的鲁迅》,却把纯属文化争论的文章和一些似乎与鲁迅毫无关系的文章都收了进来,把那么多人都划入“围剿”鲁迅的范围,又从“围剿”上升到“亵渎”,好像人人都有意与鲁迅过不去似的,我怕这不一定合乎事实,更难说这就是鲁迅的本意。另外,不管是如鲁迅所说的“围剿”也好,还是如本书编选者所说的“亵渎”也好,似乎都不应该漏掉化名为杜荃的郭沫若,他曾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去批评鲁迅,很有一种来势汹汹的气势,这文章却没有选入。这应该不是一时疏忽吧?
鲁迅本想做的事情而未做,作为鲁迅研究专家,就应该研究一下他为什么没有做,找出没有做的原因,哪怕这原因是言之成理的猜想也行。像这种毫不费力地收罗旧文,任意取舍,并把这件轻轻松松的工作说成是实现鲁迅的“遗愿”,这就有些一厢情愿,强加于鲁迅了,是不是多少也有些抬高自己做这件事的成分在内呢?
再说亵渎。鲁迅肯定是不可亵渎的,但其他人就可以随便亵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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