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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陈丹青”的误会


□ 杭 间

今年三月份我在绍兴开会,住在酒店里的一个晚上,正与一群参会者闲聊,突然有人在楼道里喊:快看,有陈丹青的访谈!由于参会者大都是国内艺术院校的同行,对陈丹青要离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件事尤为关心,一时间大家鸦雀无声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看电视,我注意到一位当年积极主张引进陈丹青的忠厚长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面对电视画面时的复杂表情:欣慰?难过?遗憾?
事实是我作为陈丹青的同事,在那段时间里,也不断受到全国教育和媒体的朋友们和相熟者的询问,我发现,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似乎并不需要有其他答案,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是同意陈的观点还是反对他?其实陈丹青新著《退步集》里涉及到的一些关于教学、科研问题的讨论和人事,我大都在场,我每次欲向朋友表明:“其实这里还有……”但很快便发现了对方的不耐烦。这样一来,我似乎也有了心理障碍,因为我只要说得复杂一些,就会被人看作是保守的、为体制辩护的,但要命的是面对询问又不能什么也不说……
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感佩陈丹青的敏锐和胆识。他说出了艺术院校中许多人在私底下已经说得很多、但却在公开场合不便说的话。我也十分感慨媒体的影响力,通过陈丹青欲走未走,但实际上却已从中国艺术教育体制中“出走”这件事,把民间要求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及时传达了出来。但我又隐隐觉得不妥,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声音的一边倒,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使原本应该理性面对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变成了一场十分感性和任性的讨论。这现象让我担忧,因为当任何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时,都暗藏着独断和片面的危险。
陈丹青对于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弊端的指责是痛快淋漓的,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我们的体制确实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但他由此及彼举例说明的种种“谬误”,有许多却不应由现代学位制度来承担,大师的培养和博士学位的获得、伟大的艺术家和博士生导师之间,本来就不能画等号,这是一个有必要澄清的问题。冷静下来看,陈丹青说的、引起大家共鸣的主要是:“艺术大师”不能靠现行的这种几近制造产品的艺术教育体制来培养。这是当然的,但这个问题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应有的一种“常识”。但呼吁成就“艺术大师”对社会太有诱惑力,尤其对于中国这种多年未出大师而又热望民族振兴的文化现状来说,大师的不能出现被认为一定是教育之过,于是就会引起公愤,就会想到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我差点又说上“文革”的顺口溜了。
自然,我在这里绝不是要袒护学位制度的疏漏和弊病,任何自然人和教育体制所具有的关系,在教育和被教育两造之间,他们的矛盾和斗争都是长期且永恒的。现行学位制度中的许多问题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现代教育中讲求公平防止腐败的措施就像泼脏水泼掉孩子一样,也将经过数千年沉淀的中国传统教育中优秀的东西一齐放弃,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孔子一生大半时间传道、授业、解惑,他首创私学,有教无类开门授教,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制度,突破了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他的周游列国“漫步沉思”式的教育,在弟子三千中培养出贤者七十二人,而且成就各有所长,没有一人成为孔子思想的僵化继承者,如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方面有宰我、子贡,理政有冉有、子路,学术有子游、子夏,这是何等伟大的教育!《论语》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有关教育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孔子论学与其人的行为性情的关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说得深入之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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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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