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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思想简论


□ 张隆溪

  十七世纪后半和整个十八世纪,在欧洲思想史上常常被称为理性时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强调理性思维的笛卡尔主义。全部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是思维的自我,因为在笛卡尔看来,日常的感觉和常识都不可靠,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必须由思维的自我来重新审定。怀疑一切的自我最后发现,唯一无可怀疑的是他自己在思维、在怀疑这个事实,而正是在这当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存在的可靠性首先在自我的思维中得到证明,所以笛卡尔有这样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笛卡尔认为抽象的逻辑思维明确肯定地把握住事物的性质,可以把认识到的真理用数学语言描述出来,而具体的感性事物却难于明确肯定地把握,容易造成人的偏见和错觉。在这种唯理主义观念支配下,所谓科学只能是自然科学,可靠的认识必定是可以数量化的认识,而法律、历史等等属于人类社会范畴的理论,都算不得科学的真知。
  这种唯理主义哲学在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之前,一直是欧洲思想中的主流。可是早在浪漫主义尚未萌动之时,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维柯(GiambattistaVico)已经匹马单枪地向笛卡尔哲学提出了挑战。维柯的理论也追求可靠的认识,是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寻求科学真理的传统之一部分,但其基本倾向是反笛卡尔主义的,同时又继承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维柯一部重要的早期著作题为《从拉丁文的起源论意大利人的古老智慧》,这标题本身就明显地以意大利的古传统来对抗当时盛行的笛卡尔认识论。维柯对笛卡尔的批判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明确指出思维不可能是存在的原因。他抓住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个根本命题,争辩说存在的事物并不都能思维,所以思维并非存在的原因,倒是先有能思维的心灵,然后才有思维:“思维不是我之有心灵的原因,却是它的标记,而标记并不是原因。”维柯认为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只是意识主体,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他在这部早期著作里提出另一种认识原理,也就是后来成为他的主要著作《新科学》理论基础的认识原理,即真理和创造是同物异名,可以互相转换。在这一点上,维柯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传统,在新条件下为人文科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十四世纪人文主义刚兴起的时候,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就提出,人的尊严最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圣经》上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当然是基督教一个传统的观念,可是彼特拉克独到的一点,是强调人不仅仅是上帝的形象,而且是造物主上帝(Dei Creatoris)的形象,人正是在创造能力上象天上的神,这就意味着“人也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创造自己的世界的能力。”对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说来,上帝创造了自然,人类则创造了社会历史,自然的秘密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被人类创造的历史则可以为人所知。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人文主义传统认为历史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为可靠的真知。维柯提出人类创造世界因而能认识世界,正是回到人文主义的论证,把基督教关于上帝神知的原理世俗化为人类认识的原理,强调了知与行、实践与真理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维柯是“第一个试图设计一个‘没有神的’历史系统的人,”所以维柯在《新科学》里写道:
  
  人类社会的世界无疑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也就可以在人类心智的变化中去寻找。只要仔细思量这一点,谁都会感到惊讶,何以哲学家们会竭尽全力去研究自然,竟忽略了对各民族的世界的研究,而自然界既是上帝所造,也就独为上帝所知,人类社会的世界既为人所造,也就是人能够认识的。按照维柯的观点,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参予创造世界的过程,创造的实践活动成为人的认识内容,真理(verum)即创造的实践(factum),由此很容易得出真理的标准不是笛卡尔的我思而是实践这一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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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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