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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


□ 杨念群

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

在一个历史学家越来越急于成为专家的时代,在这个“规范”横行,且谈“规范”时髦到渐成职业的年代,提倡“感觉”无疑是非常凶险的,若再将其冠以“主义”,就简直有点荒诞不经的意味了。早有圈内的朋友非常善意地提醒,英语中的“感觉”(sense)无法与“以斯姆”(ism)的词缀相连。在当代学术语境下,一个概念无法被译成英文至少是科学性不足的表现,势必难以大行其道。同时,学术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种理论的提出,应该使其具有相对精准的外延,并且能够在可操作的层面进行持续不断的意义生产,这种理论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背后的逻辑是“知识”的生产和可重复性操作是一切人文研究能够拥有合法性的共有尺度,历史研究也不应例外,把“感觉”当做一种主张来谈,甚至标榜什么“感觉主义”显然有对此大唱反调之嫌。然而我认为,在当下的现实和学术环境中,为什么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提倡“感觉”是个远比什么是“感觉”之确定含义更加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放弃将其界定为一种确定的概念和方法论的时候,我们或许才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感觉”。
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曙光微露的早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悄悄从情妇的住处起身,在回自己城堡的路上,一所教堂的晨祷钟声令他心生感触,于是他转而参加教堂的弥撒并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这个故事后来被心态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转述,用来说明“心态”这个难以定义的概念。答案存在于对故事的解释中。要理解其中罪恶的情欲和纯洁的宗教情感的密切连接,人们必须在两种解释中做出选择,其中一种认为国王前去弥撒的行动缘于被晨祷钟声唤起的忏悔之情,另一种认为国王对祈祷和情欲的态度同样出自本能,二者之间并没有那种源自道德一致性的紧张和矛盾(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心态史学》;J.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
在阿里埃斯看来,这两种解释体现了传统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差异,后者关注的是历史的另一个层面,更加琐细而充满多样性,难以用确定的因果律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加以把握。从某种程度上,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中的心态层面逐步进入研究视野的结果。这时候回顾年鉴派的一句名言也许会是意味深长的:“社会史是漏掉了政治的历史。”在当时“政治史”的内容非常固定狭隘的情况下,相对于以重要人物为主线的事件史、反映上层决策的外交史,社会史以及作为其最初观照层面的经济史,是研究群体现象的开始。所以在第一代年鉴派史家那里,经济史是最符合人文主义精神的历史,研究者认为能够从经济现象中看到所有人的生活,第二代学者则已开始关注长期以来不见于经传的群体心态,形成对社会“深层结构”的多样分析和认知。所以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并不讳言自己所持的立场、观点对形成历史解释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必须将鲜明的问题意识带入历史,因为社会史的出发点远非在史学内部另辟蹊径,而是从全新的角度建立对历史与人的总体化理解,这必然意味着对固有历史编写体制的全面颠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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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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