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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审美自觉


□ 魏李梅

  我国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沿袭了匹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选材、叙事、立意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形成了一系列范式,譬如对题材的选择有严格的价值等级设定。工农兵生活、形象要优于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重大性质的斗争要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对行动斗争的表现优于“个人”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等等。在这种政治权力的介入下,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领域,塑造着意识形态要求的“高大全”的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但是文学创作毕竟有它自身的内部规律,在意识形态话语主统文坛的情况下,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创作审美自觉。正是作品中这些或多或少的审美因素使五六十年代大量意识形态规范下的作品有了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茹志鹃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相对较高审美自觉意识的难得的作家。她避开时代造就的宏大叙事,以高超的叙述技巧讲述着另类的战争故事,带给读者别样的战争和情感体验。本文主要分析她的代表作《百合花》的叙述机制,以及由此达到的浑然天成的艺术成就。

  一、叙事维度的双向设置与映衬

  布雷蒙在《叙述可能之逻辑》中说:“任何叙事作品相等于一段包含着一个具有人类趣味又有情节统一性的事件序列话语。没有序列,就没有叙事;比如只有描写、演绎、抒情等等。没有具有整体统一的情节,也没有叙事,而只有时间顺序,只有毫无条理的事情序列的罗列。最后,没有人类趣味,也没有叙事;只有相对人类计划而言,时间才具有意义,才组织成有结构的时间序列。”(见《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9年5月版)布雷蒙据此进一步把叙事作品的事件分为两个基本类型:一个是可以得到的改善——(没有)改善过程——(没有)得到改善;一个是可以预见的恶化———(没有)恶化过程——产生恶化(恶化得以避免)。我们可以根据布雷蒙的叙事理论来分析《百合花》的文本叙事。

  《百合花》的叙事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总攻战斗事件,一个是由人物不和谐关系构成的事件,人物由距离、矛盾、不和谐到彼此理解、喜欢、敬仰的和谐发展过程。总攻战斗的叙述逻辑起点是: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顺着这一逻辑起点,事件在预设中缓慢进行着,叙述语言却是异常地简洁利落:“在满月的照耀下,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战斗开始后的几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这时通讯员的突然牺牲使战争维度上的叙事戛然而止。按照布雷蒙的叙事类型去看,要得到的改善是我军蓄意总攻,欲夺取战斗的胜利,改善的过程则是战斗开始,双方激战,先是很顺利,后来遇到极大的创伤和挫折,至此在这一维度上的故事已讲完,最终没有明示是否得到改善,即战斗是否胜利,而是给予了一个读者可以自由发挥想象的开放式的结局。大仲马曾经说过,历史不过是他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而对茹志鹃来说,战争的最后结局不是她关注的重心,所以这一维度上的叙事是简洁的,所以才会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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