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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


□ 顾 彬

  请允许我以鲁迅的气派开讲吧:其实我没什么要讲的,我将要讲的,无论如何,在别处已经有人讲过了;实际上,别人已经说得更好。关于“理解”的看法,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十年,这个论题得到了反复而精彩的讨论。我试图进一步阐述这个论题,或许会显得肤浅而笨拙。我研究这问题的路子的新意,仅仅在于试图继续别人的深思熟虑,以便建立起一条联结中国或东方的纽带;然而,即便从这一方面讲,我无论如何也不是开山的人物
  我决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划定我讨论的范围,先从李白开始。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在近期的研究中,一位美国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叙事诗中,李白以她们的名字讲话的那些女人,果真是她们在那样讲话呢,还是她们仅仅是李白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话的代言人?(Chan,Shelly W.,《如何讲故事以及谁来讲故事:读李白的〈长干行〉和〈江夏行〉》in:Tang Studies,12/1994,esp.)当然,你可以轻易遇到这么个事实:男人不仅以女人的名义说话,而且女人也以男人的名义说话。比方说,你可以想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其中的叙述者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文学领域有任何男人,会反对女人采取男人的声音这样一种权力,他们也不会禁止女人以消极的眼光来描绘男人。
  然而,我们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它将迫使我们返回到中国文化的黎明时分。你或许还记得庄子和惠施的对话,他们争论的那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对在快乐经验中的鱼有没有认知力和理解力。这迫使我们要对付好几个问题。如果李白被禁止以女人的声音讲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一种不可能之物了。另外一些问题于是就跳了出来:你不是鱼,你怎么可能谈论鱼呢?你不是天,你怎么可能谈论天呢?以及:你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能获得关于中国人的知识呢?
  自从我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以来,我必得不厌其烦地听到一个口头语。起先,这说法使我呆若木鸡,接着这说法把我逗乐了,最后它只能使我怒不可遏。(我必须万分诚实地补充一句:这说法,我只是在大陆才听到,或者是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但在台湾和香港,从来没听到。)那个口头语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有中国人能了解中国。(当然,这样的说话方式不能一刀切地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我所知,韩国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阿拉伯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有案可查。参考Hanimann,Joseph,《镜子大厅:返回东方研究》),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1.08 1994.)设若这是真的,那我们就真的不得不对我们的思维来一番严肃的重新估计。以同样的口气,别人一定得允许我们下这么一个结论:只有日本人了解日本,只有美国人了解美国。你还可以相当符合逻辑地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不了解日本或者美国;中国人既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如下这些句子的正确性呢:“只有女人了解女人”、“只有鱼了解鱼”、“只有天理解天”,以及“只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习惯说法包含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只能导致另外一些谬论。以类比的方式构造的一些命题,如“只有谋杀者了解谋杀者”或者“只有纳粹了解纳粹”,就把这个荒谬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说这种话的那群人缺乏安全感,其心理学因素,就暗藏在这些命题当中。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那自然就可以由此说,外国人不可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将必然是错误的,方便得很,中国人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的实际经验很难和这种见解相符合,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外国人,尽管我不自认为我就能了解中国,但有人却仍然要我对中国学生进行考试。双方都为这种安排忐忑,因为双方都不想丢脸。这位“外国人”不想问那些送人情的简单问题,中国学生希望没有太大的困难就能通过考试。然而,甚至在基本问题上,就起了误解。来自汉语地区的一个学生,却难能用拼音(创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为国际所通用)写出自己的名字。这个“外国人”简直服气了,他模模糊糊地怀疑,这个中国学生对自己母语的语音形式好像是不怎么熟悉。更有甚者,一个中国学生,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题目译成“The Lyrical Notes of Mr.Ren Jian”,或者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大名错误地写成“Si Maqian”,并且把他的《史记》搬到了唐朝,但这不见得耽误他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在北京,你能得到一种更荒唐的经历,你被从出租车上撵了下来,因为司机不知道北京大学在哪儿,而且也忍受不了一个外国人告诉他这大学的方位。
  你多半会纳闷,我干吗要念念不忘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尽管理解不见得和专业知识有关,但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这意思是说,你要反思一个地方,你当然不必是那个地方的人。身为德国人,我可以使用“德国”这个词,而不必知道这词的本义。与此相似,冷不丁地要一个中国人解释“中国”这名称的意思,他就有困难,这没人觉得惊讶。我说距离,是什么意思?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在波恩告诉我说,“你们外国人”不能理解“文革”后遍及中国的诸多变化;可是,我的台湾讲师,由于她的出生地就在大陆近旁,就更可能理解那些变化。台北所处的位置,不仅比波恩更靠近大陆,而且也比许多中国北方的城市更靠近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哈尔滨人理解汕头的事情,要比一个台北人理解得好呢?另外:为什么一个北京市民,仅仅因为他在地理上的靠近,就必定能理解一个广东人?语言、文化甚至气质上的差异,难道不会造成障碍吗?空间上的靠近,似乎并不是理解的可能性的一个主要的判断标准。我提到的距离,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距离。那是一种内在的距离,不仅中国人或许(而非必然)具有这种距离感,而且非中国人也肯定能学得会这种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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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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