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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航于地理大发现前夕


□ 周 宁

  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不如说它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1405年,郑和使团从明帝国的京城出发,其航行的距离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另一段则留给了半个多世纪后的葡萄牙人。1498年,达·伽玛的舰队停靠在卡利卡特港,即当年郑和一再访问的古里。
  15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在扩张。古里——卡利卡特,世纪初与世纪末,见证了世界历史上东西消长、大国兴衰的关键一幕。
  纪念郑和600年,既是追忆一段历史,又是反思一种现实。因为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文化象征,一个有多重含义的现代神话。
  一切都从1405年开始,郑和七下西洋,那是一个大时代辉煌的结束。
  
  如果说洪武皇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则复原了元帝国的气势
  
  1405年,整整600年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大明帝国争雄。永乐皇帝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还是军事技术、造船工艺上,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明朝开国已近半个世纪,国力恢复,农业经济繁荣,专制政权强大,扩张的时代又开始了。向北,永乐皇帝5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了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洪武皇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则复原了元帝国的气势,颇有汉武唐宗气象。
  就在这一年,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海上远征——郑和下西洋开始了。
  1405年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首至占城,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剌,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科枝、古里返航。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遣分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6、7月间回国时,带来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贡使。
  第二次下西洋于1407年底启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第三次出使颇为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这次远航规模宏大,虽然航路没有多少变化,但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此时明帝国的船队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1421年第六次下西洋,高潮时刻到来了,但更像是一次隆重的闭幕典礼
  
  帝国的野心际天极地,第四次下西洋的使命在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1413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剌出航,扇形向西往渡印度洋,向北过阿拉伯海,历时两年,使更多的贡使来华。
  第五次远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贡使回家。先历西洋诸国,辞还20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那是个多么令人感动的帝国秩序:君万邦、抚四海、怀夷柔远、天下太平!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1月。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国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剌加、苏门答剌、古里等地已有帝国常设的 “官厂”(仓库)、宣慰司等机构。从这些地方,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西南非洲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高潮时刻到来了,但更像是一次隆重的闭幕典礼。
  第七次远航在8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登基,诏令停止出洋。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此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3年。行前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洲岛大祭天妃宫,树碑立传。与其像是乞佑来程平安,更像对往事的纪念。
  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副将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湿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远洋航船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郑和下西洋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不过是千年中国航海与海外贸易史的继续
  
  28年,7次浩大的远航,辉煌就此宣告结束。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28年不过是一瞬,但却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
  回溯中国航海的历程,郑和远航在当时不是不可思议,因为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东非的海上交通,已有千年历史。
  汉武帝曾遣太监出海市易,抵达马来半岛、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和印度河流域。王莽派人去孟加拉找犀牛,走的也是海路。法显和尚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狮子舶,从印度自海路返回中国;被俘流落西亚十余年的杜环,搭大食商舶回到广州。有唐以来,先是各式“番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 及至元朝,中国客舟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1343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大多是中国船,大船舒适豪华,可载1000位乘客,600名水手,400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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