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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吧!中国》的回响


□ 唐小兵

  翻开一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三十年代初蓬勃发展起来的版画运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章节,而早期版画运动中最引人注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当推李桦于一九三五年创作的木刻《怒吼吧!中国》。这幅高二十厘米、宽十五厘米左右的黑白版画,首先正式发表在当年十二月出版的《现代版画》第十四期上。《现代版画》是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的不定期出版物。该研究会于一九三四年六月成立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除了积极出版会员的作品,还定期举办月展和半年展,并且富有创举性地将木刻这门新兴的艺术带到附近的乡镇农村。李桦当时在市美教素描,是现代版画会的主要召集人和精神领袖之一。
  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为活动基地的现代版画会,是三十年代版画运动中延续时间最长,最有成果,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版画团体。继十八期多彩多姿的《现代版画》后,该会又紧接着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推出了由唐英伟主编的《木刻界》,更直接地为全国各地纷纷涌现的木刻研究会和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论坛和联络中心。而现代版画会的一大历史功绩,便是于一九三六年七月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这次规模宏大的流动展首先在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展出,随后由唐英伟将大部分展品带往杭州,于九月底到达上海,并于十月二日至八日租借八仙桥青年会会址展出一周。其间最有历史意义的一刻,自然是鲁迅在展览会最后一天的不期而至;这也是鲁迅这位新兴版画运动的不懈倡导者最后一次和木刻艺术家亲切面晤交谈。
  《怒吼吧!中国》便是第二次流动展中近六百幅展品中的一幅。李桦为这次展览一共提供了一百零七幅作品,其中九十幅组成了一套题为《黎明》的木刻连环画。除了七部长短不一的连环画,这次流动展实际上一共展出三十几位版画作者的约三百幅单幅作品,其中至少有十幅是直接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主题的——诸如刘仑的《地球上的呐喊》,唐英伟的《女性的呼声》,以及桦橹的《我们的怒吼》等。《怒吼吧!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这幅木刻构图饱含动势寓意,艺术处理极具木味和刀味,更是因为它直接明确地呼唤着一个广阔深远、激荡人心的历史场景和情结。
  遒劲而又饱满的阳刻线条,力透纸背地传达出画面中被缚男子的不屈挣扎,更是和横加其身的黑色绳索形成交叉对照。左下角犀利的匕首,在视线上延伸着受难者紧绷刚毅的肌肉,同时还设置下一道叙事的可能和悬念:他是否能摸抓到这解救的武器?是谁留下这把匕首?他又怎样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这一系列悬念,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受难者双眼被蒙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而生的绝望;这番体会让我们进一步震撼于他吼叫的惨烈,也让我们意识到自身作为观者的局限和选择。比其他以“呐喊”或“怒吼”为主题的作品更鲜明的是,《怒吼吧!中国》彻底地把“观看”或者说“视觉”这一经验问题化,一举切断了观者通过目光,来与画面上的主体相互传达认可和同情的可能性。无声的视线交流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在受难者的眼神里辨认出他的诉求或哀怒,我们也无法在他的目光里找到对我们的注视,这番注视本来可以使我们相信,他意识到了我们的在场,并且目睹了我们的反应。没有了视线交流的可能,受难者便成了纯粹的被观察对象,我们的观看因此而变得单向,含了觑视性质,是游走式的,不能相对于受难者的眼神而聚焦,而得到碰撞,找到回应。
  但《怒吼吧!中国》远非一幅仅仅是满足好奇心或窥探欲的暴露性作品。视线被割断的同时,声音却取而代之,成了画面上的主体和观者交流的媒介。从受难者那大张的嘴里,我们必须想像并且倾听他暴烈的吼声,直接体认、接受他绝望的呼吁。而为了将我们的同情和义愤传达给他,除了回应他的怒吼,让他也听到、感受到我们的呼喊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避免将受难者贬低成不具主体性的物,也才能表达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人性良知。在观者和画中主体之间,这幅木刻引进的,是嗓音的传递和回应,是呼唤与聆听,呐喊与共鸣的关系。声音不仅是一个主题,是主体间往来互动的惟一媒介,更是这幅木刻所要表现的对象。而声音恰恰是无形的,非视觉的,不可描摹的。
  用绘画来表现声音,是挑战视觉艺术的常规和极限,目的往往是通过对不可见的声音的捕捉,来召唤出远远洋溢于画面之外的灵魂、气概、激情和深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桦的一系列作品,和二十世纪初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艺术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怒吼吧!中国》和珂勒惠支的笔墨画《被缚者》之间的惊人神似,为这层血缘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佐证。鲁迅对德国表现主义的介绍和对珂勒惠支的推崇,以及珂氏对中国木刻艺术家的影响和启发,都是我们熟知的故事。而表现主义的发轫作之一,正是挪威艺术家蒙克于一八九三年创作的石印《嚎叫》。
  《怒吼吧!中国》所体现的表现主义美学,其所包含的由“看”向“听”向“喊”的观念递进,也清晰地反映在这幅作品的祈使式标题上。需要放声怒吼的显然不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画面前的观者和听众;浑身赤裸而双眼被蒙的受难者,也并不能径直看成是“中国”的具象或再现,而是借以唤起民族自觉、自尊、自立的艺术造型和象征。“中国”因此并没有被依葫芦画瓢似的呈现在画面上,而是一个需要被唤起、需要以声音和行动来确认自我的主体;而能够表达和承担这个巨大主体的,正是《怒吼吧!中国》希望鼓舞和激励的千千万万、不复沉默的观众。正像声音是不可见的一样,“中国”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也是不可见的,可见可闻的,只是对“中国”繁复的诠释和表述,是对这样一个概念千姿百态的呼唤和认同。而艺术家以画面来表现并激发声音的努力,和艺术家通过作品来唤起民众的意愿,实际上源自于同一个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要使艺术创作最终超越自身,从而克服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鸿沟或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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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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