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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的传说


□ 吕 微

何其芳的传说
吕 微

文学所的“老人”当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热衷于讲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就这样,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说起来,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家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结婚时,何其芳是介绍人,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幸福》作为新婚礼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调入文学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将近二十年。
到了文学所先在《文学遗产》杂志再进民间室,无论做什么,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闲谈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对面不远就是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大楼(其实只有三层),那真是热泪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至今,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说过,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说,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结束了。
在高高的书架上寻书,正值图书馆的同志把尘封多年的一箱箱宝卷等民间唱本登记上架。据说,这些宝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资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从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回来的。那时,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宝卷、唱本的价值,就连民间人士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玩意儿值什么钱。据说,资料室的同志的确是根据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国各地收集宝卷的——当然也是遵循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的遗愿,郑振铎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价值的人。何其芳本人虽是“五四”新诗的杰出诗人,却也并不小觑民间文学,他与公木(张松如)在延安时期合编的《陕北民歌选》至今是中国民间文学采录、整理的典范。文学所从建所之初就有重视民间文学的传统,民间室是文学所最早设立的研究室,当年在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老先生们也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自己更是在这个传统中工作了多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别提醒他们:外出时一定注意搜求民间宝藏。
何其芳本人嗜书如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即使“大泽名山空入梦”,也要“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当年的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那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礼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家父说,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我不知道何其芳当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车车书、一捆捆书当中有多少是给自己买的,有多少是给文学所采购的?而且这一车车、一捆捆的书里面有没有宝卷等民间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会每个星期天都有空闲去逛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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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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