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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肖邦


□ 张桃洲

  在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首《楼梯上》中,诗人朱朱以其简洁的笔法写道:
  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
  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
  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
  这似乎是一首没有背景的诗。全诗只有三行,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可以进入其内的表面信息。它是关于爱情,还是关于死亡,抑或关于某种莫名的心境?对此我们全然不知。也许这首诗的标题,会让人想到卡瓦菲斯的一首同题诗《在楼梯上》,或者杜桑的名画《下楼梯的裸女》。不过,标题指示了一次事件发生(如果我们认为它描述的是一次事件的话)的位置,即“楼梯”所处的位置。
  谁都应该看得出,“楼梯”是这样的一处所在:向上,可以抵达某个未知的角落;向下,可以走到某个通往别处的出口。它具有同时朝两个方向延伸的趋势。不过,这两个向度并不是对等和均衡的:从“楼梯”往上,它所延伸的距离是有限度的,抵达的居所几乎是确定的;往下,它的延伸则是无限的,由某个出口出去,可以到达无限广阔的空间。因此,“楼梯”的两个向度呈现出不一样的特性:向上,是趋于幽闭、晦暗不明却是可固定的;向下,是趋于明朗、逐渐开阔却是不知所踪的。在任何地方,“楼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姿势,都让人想起一幅画的轴线,它的出现衔接、平衡或者规定了画里各部分物象所应在的位置,并让人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上升与下坠……
  在明确“楼梯”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之后,也就可以沿着“楼梯”的一级级台阶,进入这首小诗展示的世界了。“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是一个让人感到突兀的起句,令人想到但丁《神曲》里的某个场景:它是阴暗的、拥挤不堪的和模糊不清的。但打头的“此刻”是一道光线,将这句所带来的晦暗不明给照亮了,它就是此时此地的当下,它就是每时每刻诞生着又消逝着的瞬间。这个“此刻”是可以把捉的。而为什么是“男人”?如果按照贾宝玉的说法(“男人都是泥做的”),这里的“男人”似乎提示了污浊的躯体,它是令人憎厌的,又是不可穷尽的——“数不胜数”,这样一个动补结构的短语,再次印证了“男人”所指示的含义:这是污浊的世界本身。
  接下来,便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两个向度的展开。“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这的确暗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向度。这里,“肖邦”显然只是一个符号,对应着一种音乐的类型和品质。我们知道,肖邦(一八一○——一八四九)是一位富于忧郁、梦幻气质的音乐家,享有“钢琴诗人”的美誉。这里的“肖邦”对应着某种高远的、上升的甚至超越尘世的精神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抵达真正的诗的境界;而“黑暗中”则表明了这一境界的幽闭乃至孤寂,“已”表明了这一境界是完成的、曾经的,因而只是回旋在记忆里让人追念的。同时,“黑暗中已有肖邦”借用了西语中的“There be”句式,表示物的是其所是和自我呈现状态。由此全句不免透出一种怅惘的语气。与“黑暗中已有肖邦”这句诗的单一、晦暗和闭锁相对照,下句中的“人群”显然具有集团、敞开和熙熙攘攘等特性。但众所周知,“人群(mass)”代表了某种过于强大的力量,在人群中各种流俗的观念、行为方式能够迅速传播、复制,造成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持守的致命威胁。而这些,无疑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所要极力抵制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个体而言,在“人群中”即是“死亡”,这种说法补充了“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的强烈程度。
  这里还可将后两句诗看作对首句的阐释和展开,即它们是对首句提示的污浊世界的具体展现。这两个向度相反的诗句,不仅空间上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二者的意义指向也构成了强烈反差(诸如“肖邦”与“人群”、“黑暗中”与“在人群中”等,已如上述),尽管它们在整体上是相互指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诗句的内部也各自暗含着矛盾:“肖邦”曾经是美妙的,但已逝去不可企及;个体身处喧闹的“人群”中,却不得不忍受喧嚣里的“孤寂”直至“死亡”。从表达方式来说,这两句诗并陈在一起,都由两个句号作为收束,从而呈现为一种稳固的结构。
  如果这首诗描述的是一次事件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一次心灵事件。写作此诗的一九九一年,诗人朱朱刚刚大学毕业,预备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无数的未知在笔端的另一侧翻涌。那个时候诗人们都在做什么?中国诗歌行进到了哪一步?读完这首诗,我脑海里忽然冒出这样的问题。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在那一种氛围中,不仅诗人,而且整个文学界、知识界,都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楼梯上”的境地:是向上领略黑暗中的肖邦,还是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这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to be,or not to be”的悬问。当然,这也许并不是每位诗人都愿意面对的悬问。
  由今日向前回溯十二年,不难发现当时中国诗界的具体情景:就在这一年,一定程度上能够标识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转向的重要文本《帕斯捷尔纳克》(王家新)、《傍晚穿过广场》(欧阳江河)等相继发表(它们均写作于前一年的后半期)。它们折射了九十年代“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整体时代氛围和写作本身的根本处境,彰显了诗人们充满忧思而不无决绝地向历史告别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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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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