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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主政陕西时的安康之行


□ 程新文

  1964年11月,胡耀邦同志受中央任命来陕西任职。来陕后,耀邦同志从陕西的实际出发,做出了发展农业、恢复生产、纠正“社教运动”中过左的行为等诸多举措。一系列的讲话及举动,解放了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精神,使陕西人民感受到了多年未有的轻松舒畅。耀邦同志一心为民、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地感染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
  
  1964年,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1月30日耀邦同志来到西安。到职以后,为了尽快了解陕西的情况,他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座谈、派工作组到基层调查研究等各种形式,了解陕西的经济情况和“社教”情况。为了更好地恢复农业生产,他申请中央给陕西减免了三亿斤粮食征购任务,并增调了三万吨化肥;针对陕西省社教运动偏“左”倾向,耀邦同志着力宣讲《二十三条》,极力纠“左”。这一系列的动作对陕西全省的影响很大、震动很大,从省上领导到普通干部、从城市到农村,大家都从内心深处受到了震动,许多人都坐不住了,大家都感觉充满了干劲,一致觉得陕西这下可有希望了,有的群众甚至称他为“胡青天”。
  1965年的大年初一,时任陕西省计委主任的石锋带着我去见耀邦同志(当时我是计委综合处的处长)。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交谈,原来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他决定去陕南进行调研,并让计委派个人随行,石锋主任让我陪同耀邦同志一起去陕南。2月6日(正月初五)我们就出发去安康,随行的人员除了我,还有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以及省财办的一名处长。我们乘坐一辆吉普车直奔安康,路经宁陕、石泉、汉阴、安康、旬阳、白河、平利等县,八天跑了七个县。那时从安康到白河还不通汽车,所以我们坐船顺汉江而下,在船上听安康地委书记汇报了工作。看见白河沿岸的沙滩上有年轻人在打闹,耀邦同志风趣地说:看,这些孩子们的热量都没地方发挥,应该动员他们去修梯田!从白河返回安康时,路过湖北竹溪,一路过来,我们陕西白河的公路坑坑洼洼、坐在车上感觉很颠簸,到了湖北,人家的路虽然也就是小石子铺的,但很平整,也不感觉到颠簸。汽车在鄂陕两省交界处停了下来,前轮在湖北竹溪、后轮在陕西白河,耀邦同志下车就讲:“我们陕西的公路养护就不如人家湖北好! ”
  耀邦同志每到一个县,就看当地县志、地图,听县委书记的汇报,了解这个县有多少人口、多大面积、多少耕地、粮食产量是多少,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他还给县上的干部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一个是抓生产,既要抓好粮食生产,又要抓好多种经营,两手抓双丰收;另一个就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宣讲《二十三条》,纠正“社教”中左的问题,对干部该放的放,该恢复工作的恢复工作,极力地“纠左”,消除影响。
  耀邦同志讲话时从来不拿稿子,但讲得很深刻、很生动、很实在,大家都爱听。每次讲话,到会同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2月13日下午,他给安康地区干部作报告。作报告前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让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向省委写一个汇报。我们分头准备,最后由白瑞生同志进行了汇总。耀邦同志作了近3个小时的报告,回到招待所以后,他马上看我们给省委准备的材料,看完以后不满意,连说不行不行,匆匆忙忙吃了饭以后开始亲自动笔写。当时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就拿那么一沓稿纸、一支铅笔,动笔就写,写得非常快,我们站在旁边,他一面写,我们一面抄,他还不时征求我们的意见,问你们看行不行,作风非常谦和、非常平易近人,直到深夜12点才将这个材料写完。写好后,在14日凌晨2点以急电的形式传给省委,这就是那篇《电话通讯》产生的全过程。过后不久,西北局抓住这个通讯,以此为由对耀邦同志进行多次批判,直到他病倒回北京。
  虽然跟耀邦同志相处只有很短的八天时间,但他的工作态度、作风,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5年6月20日耀邦同志离陕回京,他的离开,对陕西的工作是个很大的损失。
  编者注:程新文同志长期在陕西省计委工作,历任陕西省计委农业处、综合处处长、省计委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综合办计划组长、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务。耀邦同志在1965年春节去陕南安康调研时,程新文同志全程陪同,见证了《电话通讯》产生的前前后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柴云根据访谈资料整理。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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