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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悼念


□ 陈世旭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现为江西省作协主席。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别获全国第二、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在我步履维艰的文字生涯中,不知得到过多少让我终生铭心刻骨的帮助。有的帮助出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二十年前的一天,当我突然接到下面这封信,真是有点做梦的感觉:
陈世旭同志:
我们未曾识面,但前几年读过你的《小镇上的将军》,至今印象颇深。近来从吉晋东同志处得知你对文学创作虚心而且认真,作品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84.8.4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1979年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1980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四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五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1984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以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八〇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去进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是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1964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1972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1976年有了正式工作。1977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篇短篇,都是废纸,到1978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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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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