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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日商纱厂考察战时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


□ 王萌

  王 萌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鉴于华中为法币之发祥地,也是英美经济利益集中之所在,日本采取与华北不同的货币战形式,秘密推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工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如何动员日本在华产业的经济资源,维持军票价值体系,成为日本面对的重要问题。其中,因上海日商纱厂实力雄厚、规模庞大,尤受日本军政当局瞩目。以往学界对军票的研究,侧重揭露其对华中沦陷区金融的危害,而对“无根”的军票何以广泛流通,似未展开充分研究。有学者发现上海日商纱厂与华中军票存在联系,但因一手资料阙如,未能深入分析其中的复杂关系。笔者利用日本大阪棉业会馆新出日本在华棉纺织业档案,以上海日商纱厂与日本军政当局华中军票工作的结合为视角,探究纱厂居中扮演的角色,军票对纱厂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及其背后体现的日本民间海外资本与日本军政当局存在的利益纠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揭示中日战争前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货币战的本质。

  一、日本军政当局对纱厂利用策略的变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华货币战的序幕亦逐渐拉开。所谓“货币战”,按日本军方定义,即“维持日系货币价值与打倒敌性货币的经济作战”。在华北,日本的金融布局白1935年秋华北事变时已展开,1938年2月日伪设立“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联系的“联银券”,将之作为华北沦陷区内驱逐法币流通的利器。而在华中,自淞沪会战以来,大量日币伴随日军侵略步伐流入上海、江浙一带。这些日币与日本国内日币在价值上出现差距,对日本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不利影响。日军企图将此货币危机转嫁于华,于1937年11月发行军票。此后,军票作为日军征发物资的工具,成为日本在华中开展货币战的经济武器。

  军票作为日军战时出台的应急措施,日本政府并未对之投入任何担保,其名义虽与日币等值,但信用远不及日币,不能与日币随意兑换。军票发行初期只在日军与市面间循环,流通量仅数百万元。鉴于华中自战前即为国民政府金融、经济、贸易重心之所在,法币在华中的势力远较在华北的强大,日本军政当局认为,“比起掌握货币制度,先决问题在于掌握物资,作为外币获得的手段而考虑利用法币。当然这是特以华中为法币牢不可拔之地盘为前提的”。日本最初考虑要利用能够采购各种物资的法币,因此对华中沦陷区内日系货币(日币、军票等)与法币并存流通的局面持默认态度。

  自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来,法币成为上海日商纱厂经济生活的基本货币,维持其各种生产活动。淞沪会战后,上海日商纱厂陆续复工。与“战时体制”下日本国内纱厂因原棉不足而大幅减产的萧条局面不同,上海日商纱厂依托“孤岛”开放的外汇市场与自由贸易环境,将手中法币换取外汇,采购生产所需的外棉,维持着旺盛的生产态势。1938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除个别月份外,纱厂保持近100%的生产率,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

  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上海日商纱厂这一生产动向,未加阻止。据一日商纱厂业主回忆:“纱厂在华棉无法上市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外棉,担惊受怕地维持着生产,唯恐哪天突然被勒令停业。然而,因产品可以获取外币,我们得到放手生产的指令,从而进入了真正大生产的阶段,各家纱厂莫不如此。”日本政府对纱厂的态度,实则体现了日本战初对法币积极利用的立场。

  1938年10月以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军票发行量的增加,维持军票价值工作逐渐受到日本重视。12月日本军政当局对上海金融市场采取迂回战术,宣布以军票统一除上海外的华中沦陷区内所有日系货币。此时军票已扩大流布于华中各地,日军所至,强制以军票支付各项货款,一些与日军存在业务往来的日商企业开始以军票进行交易,军票遂渗入华中日本企业之中。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充分利用华中日本企业的物资资源维持军票价值,并进一步扩大军票在华中各级市场的流通,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尤为关心的问题。

  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间,日军几度通告鼓励华中日商以军票交易。1939年初以来,上海日商纱厂流向汉口的棉产品主要供当地日军采购军用,日军虽强制销售棉产品的日商洋行接受军票,而洋行往往将军票设法换成日币或法币后,再与日商纱厂结算,因而流人纱厂的军票极有限。就使用情况来看,1939年1-5月间,纱厂以日系货币结算的物资采购额达1728.7万日元,其中军票91.9万日元,仅占约5.3%。5月末,纱厂实际保有军票仅36.3万日元左右。除与日军个别交易以军票进行外,纱厂与华商客帮的产品交易、劳工工资的支付,皆以法币结算。在日军的压力下,上海日商纱厂虽作出部分让步,各厂同意按纱锭枚数比例从洋行处收取一定数额军票,但对于吸收军票的态度并不积极。

  1939年5月间,上海金融界发生两件大事:(1)日伪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与法币等值的“华兴券”;(2)沪上汇市日币价格出现暴跌。“华兴券”的出台,体现了日伪窃取法币贸易通货机能的意图,表明法币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而后者,自1939年初起日币兑法币行情不断下跌,至5月跌至谷底,说明日元集团内货币体系的紊乱。这两件事在中国人看来,均反映了“日方苦闷的加重”,沪上《申报》据此分析日本国力因对华战争的大量消耗而削弱,日本将最终走向总崩溃的结局,引起日本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相马敏夫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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