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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见闻录(散文)


□ 何启治

  文 何启治

  何启洽

  一九三六年生于香港,一九五九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副编审、编审、副总编,《当代》《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主持或参与新时期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同时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文艺评论若干,多部作品集在全国获奖。

  厕所,如今多称之为“洗手间”( Toilet)。但我要说的不是帝王将相、豪门望族家里的私人厕所,我想说的不是他们家里的金马桶、银马桶或镶着珠宝的马桶,而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光顾的公共厕所。因而,准确地说,文章的题目应该是“公共厕所见闻录”。

  还留下清晰记忆的是中学生时期的公共厕所。1950年至1954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后合并为华南师院附中,校址在俗称“大钟楼”、即如今的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由初二读到高中毕业。学生一律寄宿。集体宿舍的公共厕所都以洋灰(水泥)建成。大便池其实就是水泥造的长条形的粪坑,中间用木板隔开,便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蹲坑。厕所内有储水的大水缸,便后用水舀子浇水冲洗。厕所内难免弥漫着大小便的秽气。

  1954年夏,我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武大所在地珞珈山在东湖之畔,景色秀丽,据说堪称全国大学之冠,而学生宿舍的厕所却还是普普通通的拉绳式的冲水设备。水箱就在如厕人的头顶上,便后一拽绳子,水箱的水便哗啦一声把屎尿冲干净——但往往也有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你使劲拽绳子水箱却毫无反应;或者,没人使用的时候它却哩哩啦啦地漏水,成了浪费无用的长流水。

  1959年9月,我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一辈子职业编辑。人文社与人民出版社合用的大楼于1958年建成启用,公共厕所当然已经用瓷砖铺就,也还是用拉绳式的水箱冲水设备。因为设备总有损坏维修的时候,空间又比较狭窄,厕所内也就难免有刺鼻的秽气。

  1964年,全国学大庆。我作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最年轻的成员参加活动。既然是慰问,就要有演出,同行的就有北京的演员王晓棠等人,也有上海来的评弹艺人赵开生等。那时对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庆石油工人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墙用土夯实),男女公共厕所当然是挖个土坑,铺上木板建成,深也不过一米多。不久,便听说赵开生如厕时裤带掉到粪坑里,便后只好提着裤子出来再想办法。此事一时传为笑谈。

  1969年9月,“副统帅”林彪发布1号令,文化部系统近6000人在国庆节前集中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队伍到咸宁,在后来被称为“向阳湖”的沼泽地里安营扎寨。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公共厕所自然又回到挖坑铺木板的比较原始的状态。

  最出乎意料的奇特感受发生在拉萨。1974年至1976年我作为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一位援藏教师,和其他部委派出的援藏教师一起,来到西藏驻青海格尔木办事处中学。1975年暑假,我和几位援藏教师以筹备阶级教育展览的名义到拉萨,住在有关宣传单位的招待所里。招待所原先大概是藏族高官或贵族农奴主的宅邸,是一座高楼。现在招待所的公共厕所就设置在高楼上——大约有三层楼的高度,而粪坑则在楼底下。这一来,大小便都是从三层楼的高度坠落到楼下,不但声音震耳,而且相当壮观,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概。我就想,贵族农奴主果真是不同凡响,让自己远离污秽,却让奴仆去清除脏臭之物;平时凶暴霸道也就罢了,却连大小便都要居高临下到如此夸张的地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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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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