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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人心态的“突变”与延安整风


□ 张 楠


世纪20年代文坛名噪一时的高长虹,立志“要用鹰的调子唱起野蛮的狂飙之歌”,但参加革命后不久便在延安销声匿迹,后竟被当成疯子,终病逝于抚顺精神病院。奔赴延安,本是他前半生不断追求进步的最后归宿,却迎来他文学生命和政治生命的死亡。①王实味通过经典理论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观察,讽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王实味之死预示着“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他的被杀,意味着“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②问题在于:崇高的理想如何走向了死亡?作者试图考察在战时延安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孕育产生的毛泽东功利主义文化思想,同时探究以此为指导思想展开的延安整风对延安文人群体的思想沿革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观照延安文人的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发展轨迹。



一、延安之春与文人的理想归宿

欲把握文人思想转变的前因后果,不妨从其“追求归宿”的动因追踪起。战争时空中的中国知识者在政府腐败、家国沦丧的背景下,对死亡与饥饿有切肤之感。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社会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使知识者们在进行自我拯救的同时,也承担起五四以来的救亡重责。“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喑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涟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艾青《我爱这土地》)他们不仅为抗战统一战线助威呐喊,而且“既出自政治亲近也出自浪漫情怀的认同感”向心中民主与进步的理想迈开步伐。卢沟桥事变以后,延安成了追求光明的文人所向往的精神家园。对左翼文学家和文学青年来说,延安就是中国的“莫斯科”。他们作为逃避国民党追捕的“叛逆者”,如丁玲、艾青、范文澜、艾思奇;抑或是由于境遇不如意而漂泊的“逃亡者”,如周扬、高长虹;当然还有较单纯受理想的牵引而奔赴的“追求者”,如何其芳、王实味。这在他们意味着一种“新生”。正如“狂飙诗人”柯仲平直白的表达:“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并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与对个人力量渺小的体察,决定了孤独的个体必要寻找赖以支撑的“归宿”。“预言”诗人何其芳说:我是靠着“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如同“突然回到了久别的家中一样”(何其芳《从成都到延安》),这是他追求真理的“终极归宿”。艰苦的物质生活并未减弱知识者的热情,在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萌发更强烈的认同感,理想主义氛围浓厚。
当时延安知识者所安享的宽松、自由之环境的缔造与政权领导人的开明纳贤政策息息相关。中共开始时对文人定下“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来去自由”的政策,为吸引大批知识者到来创造条件。
红军长征到陕北,主持理论宣传、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工作的洛甫(张闻天)“对日常的组织、行政事务工作是大而化之”。③他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和在学习中“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他在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文化政策报告”中特别强调做文化统战工作要针对“文化与文化人的特点”,应民主地解决各种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不可定论过早。要尊重文化人人格、创作与意见。这为当时中共的文化统战工作、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文艺政策定了原则基调。此时延安文人十分活跃,文事纷繁,并随着《解放日报》副刊的出现达到高潮。

二、毛泽东的文化功利主义的繁衍与延安整风的发端

虽然延安整风一开始并非针对文化界,但文人的思想突变与中共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密不可分。抗战爆发后,原来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成长为战争的主体力量,相应地,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提出自己的要求。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提出,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间文化加盟到新文化传统中来,使原有的知识分子被簇拥在顶部的文化传统金字塔结构发生了颠倒,一种新的文化规范随即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化。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捍卫了五四新文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图向人们证明其政党本身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国民党独裁的情况下,中共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它会本能地把自己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化为生存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对于文化也不例外。”④因此毛泽东力倡文化实用态度有其必然性。尽管如此,文化实用性的程度与具体因素相关,因时而异。至少整风运动之前,党内确实关注与扶持纯文化的积累,维系着文学的自由维度。“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特定的坚定意志以及高超的政治动员能力,党的文化政策才得以完全实用化。”⑤“为了解决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方法,毛泽东对前段时间负责中央学习宣传和理沦教育工作的张闻天表示不满,对形成的那种普遍、宽泛的理论学习感到厌恶。”⑥张闻天“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⑦选择下乡考察,这无疑预示着雪泥鸿爪般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悄然隐退。在毛泽东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巩固其新的文化秩序,必然要将文艺家们彻底改造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在战时是如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仍沿用了这一文化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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