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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要不要“蹲下来写作”


□ 王晓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和创作领域,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倡导“蹲下来写作”,一种是反对“蹲下来写作”。前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杨红樱,以及加拿大籍的作家汪文勤,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曹文轩和刘绪源。

  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中并没有“蹲下来写作”这一概念的清楚定义。没有清晰界定,那么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论述中出现的“蹲下来写作”,就极有可能出现两套阐释。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其历史流变进行梳理。在笔者看来,它经过一个成人与儿童关系由不对等走向对等的过程,如今出现争议的“蹲下来写作”和反对“蹲下来写作”背后,是儿童文学创作中,不同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弱问题。

  刘绪源在《何必“蹲下来”说话?》中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观点,并提供了历史依据:“所谓‘蹲下’也者,当然是一种比喻,意指与儿童说话时要取平等的态度,在内容、甚至语言的形式上,都应接近以至模仿儿童。这不是一个新的口号,最早大约是上世纪二次大战后苏联儿童文学界提出的。到五十年代初,苏联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平时期的生活也对儿童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的报告中,对‘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的口号正式提出了批评。”

  文学史料给予刘绪源这段话以佐证。1954年,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补充报告中,波列沃依在谈到儿童诗人对小读者的态度问题时批评说:“我们有这种情形,诗人姑姑或者诗人叔叔蹲下来,尽力在自己的诗中学小娃娃的话:叽叽叽。”他的主张恰恰是“应该比读者的年龄水平略深一点”。50年代的中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儿童文学也不例外。“这一批评很快传到了中国。其时新中国的作家们正摸索如何表现新的儿童生活,有些从未写过儿童作品的作家就在小说里呀呀学语,作儿童状,以为这样写出的就算是儿童文学了。有些作家也跟着学起来……幼稚而又累赘,儿童情趣却并未因之而增加。趁着苏联同行的批评,国内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讨论,以后,简单模仿儿童腔的做法得到了自觉抵制,在儿童文学评论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批评俗语:‘不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1949年,苏联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对儿童文学提出要求:“儿童教育的利益要求创作新的、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巩固苏联思想阵线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提出“蹲下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作方法,不如说是给儿童文学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策略。决议中提到最多的不是构建文学,而是“教育”,从一开始,“蹲下写作”与教育就深深结“缘”,“蹲下来写作”的背后依然是“你高我低”的教育主义。

  苏联在倡导“蹲下来写作”时,因为政治、思想阵线等因素,虽然要求作家在创作中与儿童平等,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儿童,这是表面上的平等,作家与儿童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对等的。在反对“蹲下来写作”时也未触及到本质,只对“儿童腔”做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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