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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微中看余秋雨


□ 黄惟群



余秋雨的才气不用否认。他胸拥雄兵,潇洒自若、文字组合风流飘逸得如入无人之境。他不仅拥有才气还拥有释放才气的能力,且是高超能力。他的才气和释放能力完全可以供他为自己雕一尊不差的塑像,问题是,一个过于欣赏自己才能的人往往因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进一步发展而为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读余秋雨的文章,不管看到看不到,耳中似乎总能听到那么一声“啊——”,或悠长,或悠扬,发挥顺利得意时还能在空中打几个折,一声声,声声不绝。这声“啊”充斥在文字语句中、充斥在段落中、像“贝斯”一样充斥在整篇文章中,甚至还充斥在他仅仅用来换口气的标点符号中。
但严格地说,他是个不怎么懂得节制懂得见好就收的人,他全然不知那一声声“啊”的频繁出现,是有足够理由让人警惕、怀疑、甚至反感的。
《借我一生》是自传。自传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借我一生》中,仍然可以不时听到这声悠长的“啊”。可以这样说,这卢“啊”早巳潜在于余秋雨先生的观察方法、思维方法、表达方法中,和他的写作目的紧紧纠缠一起;这声“啊”其实不知不觉中早已成了他的呼吸,溶化在了他的血液里。



对于文革,余秋雨是整场运动起头至尾的亲身经历者。《借我一生》中“一物一物”章之七(《收获》2004年第四期162页),余秋雨对红卫兵和工人阶级在文革中的作用作了一段分析。今天,当人们把文革的罪恶全都推到四人帮、红卫兵身上时,他提出:
文革中,红卫兵起到的作用其实不过一二年,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地搁置了那么久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不久前,悼念二战亡灵时,德国一位年青学者痛心疾首地提出:这场战争的罪恶难道是希特勒一人承担得了的?整个德国当时不也疯狂?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中到底存有怎样一个可怕的恶魔?!
文革十年,是值得我们整个民族深刻反省的。
余秋雨真该用他的才气、经历、正义感,认认真真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他完全有能力将这书写出色,写得面目一新、发聋振聩,让所有愿意回避事实的人都无法回避。
写军垦农场生活,余秋雨笔下出现一个因政治诬陷所逼投河自杀的女同学。那一幕,他将那个时代的荒唐与残酷写出来了,将同学们心中无言的悲哀、沉默的愤懑也写出来了。
军医让所有男生离开十米,留下四个女生给死者换衣,我们立刻转过身去,离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都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围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当军医要选四名男生摇船把尸体送去县城时,几乎所有男生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
载着尸体的船走了。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这里的“跑”有点夸张,应是“走”。不自禁的“走”。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文字简洁、朴素,没有“虚头”,但是,非常到位。这样的文字是可以用心去体会的,这样的文字其中有足够的内在的“力”。
然而,他终究是他。不管作为作家还是人,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改变谁,谁都不是轻易可被改变的。
余秋雨的感性不如他的理性。
作为理性的旁观者,他的目光可以清晰、头脑可以冷静,见解可以独到,但作为感性的旁观者,尽管置事身外的单纯给他的才情开辟了一条宽阔大道,他的拿捏把握还是欠火候的。即使以上那段作为局外人的他写得颇为出色的文字,他还是难以控制、习以为性地显露了他不可取的写作乃至性格特点。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无光。
“上海派头”,这是那些皮鞋擦得锃亮、裤子烫得笔挺、头发抹得亮光光、整天脚颠颠头晃晃的上海小年青嘴中进进出出的炫耀用语。
一个该沉下去的笔调扬了起来。
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时分,他能用出这样的词。
他似乎是个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场合不问青红皂白地用扬起的笔调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的作家,是个笔调永远沉不下去、时刻都想张扬、都在流露一股股一丝丝轻浮气的作家。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很久很久。
应该投到死者身上的目光,被他投到了她人身上。不错,他想用她们来衬托死者。如果仅是这样倒也罢了。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作家,不是一个文字上、观察叙说上懂得精炼、准确,懂得排除不必要水分的作家。他太欣赏自己,太愿意显示自己的聪明与才情,也太怂恿信任自己随风而飘任意妄为的联想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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