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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语言批判


□ 王 侃

  20世纪以来的诸种理论皆视语言为“逻各斯”。人之“主体性”不仅由语言建构,语言还同时规定了性别的权力分布。随着对语言的性别政治的警觉,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小说发展出针对语言的写作主题,通过对语言的政治分析,通过重新语义化,通过“身体一语言”系列的构筑,努力在写作或言说中重建女性主体性。
  
  20世纪以来的理论生产被嵌入了语言学的维度,“语言”被认为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人们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悬空地存留于语言空间之外。从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立场出发,世界问题被化约为语言问题,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语言作为“本体”,作为“逻各斯”——这样的结论一经做出,就会导出如下命题:人作为主体,来自于语言的建构。语言与主体的关系,在语言的本体论视野中被重新审度。杰姆逊就此谈道:“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无论是德里达的“延异”,还是克利斯特娃的“互文性”,阐述的都是主体如何被操纵、如何被重构的复杂机制。在解构理论中,文本或写作,在终极意义上被视为“语言游戏”,而不再是“主体生产”。
  语言还可以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被理解:当语言试图强制规定一种仅仅作为语言执行的言语,于是就出现了权力话语。罗兰·巴特说:“作为语言结构而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话语是语言的实践形式。当语言或语言结构在实践中体现出作为权力的强制形式。它便与话语获得同构。作为权力的语言形态,话语天然是政治的。在后现代的诸种理论中,话语建构了关于知识、真理以及社会实体的种种陈述,也建构了言说或写作的种种主体。
  涉及女性和女性写作,有关语言的讨论就面对这样的问题:语言有性别吗?如果有,是男是女?语言若无性别,当作别论;语言若是女性,也当有别论。但是,如果语言是男性的,作为“逻各斯”,作为这个世界或存在的“本体”,它可以颠覆吗?女性作为写作主体,她被语言的男性品质先天地限定着,她在这样的语言中写作以及她使用这样的语言针对男性而表达的批判,是否有效?是否具有合法性?或者,简单地说,这样的语言可以构建女性的主体性吗?如果不可以,其间的悖论又在何处?
  实际上,女性写作在进入一个性别自觉期之后,就宣言式地提出过“必须破坏语言”,“因为语言被认为是男性的”。这是在“逻各斯”的意义上确认语言的性别属性。“逻各斯”曾以理性为化身主宰世界,当理性衰落后,它又以语言为化身主宰存在。而无论理性还是语言,男性始终是它们的表象。可以设想,当我们说“世界”在语言中“呈现”,或说“存在栖居于语言”,这个“世界”或“存在”很显然都不是在性别上居于中立的。语言在界定和维护“男人的世界”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形成、决定、改变妇女体验的威力。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女性缺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无名感是女性的普遍处境。女性的体验常常由男性并通过由男性发展的语言媒介记录、描述,而在男性的语言系统中,女性的体验或者被忽略或者被歪曲。因此,如果说结构主义在语言中发现了深层的“语言结构”,其实就意味着结构主义发现了语言的男性“逻各斯”,并且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是超历史的,它恒久地居于支配性地位,不可撼动。对于这个“结构”的强调,就意味着女性在面对语言时只能处于永久的“失语”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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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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