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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了我什么


□ 李东东

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父亲的生日。父亲李庄,1918年生于河北徐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2006年,他老人家已进入88岁——米寿之年了。米寿,是高寿,也是喜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给他过88周岁生日,他于今年3月3日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也使我这个离家在外的女儿没来得及床前尽孝,只有把深深的遗憾埋在心里。
四年前的春天,我奉调西北塞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在辞别84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时,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庞、眷恋的目光,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会好好出去,好好工作,好好回来,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啊!个子高高的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坐着,笑笑,点点头,心里明白言语含糊地答应着。
此后的这几年,每次回京开会、回家休假,我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去北京医院看望父亲。早些时,他还能从病榻上被扶起来坐坐,还能翻动我带给他的这样那样的书籍,后来,便完全卧床了。我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大手,看着他的眼睛,呼唤着他,听着他吃力地、隐约地说,好好工作,回家……因为在西北工作,我无法像母亲和姐姐哥哥那样天天到医院守望父亲,我想,我应该做的,首先是完成好组织上交付的工作,按中国的老话说,对国家尽忠,这无疑是父亲内心深处对我的期望;同时,我天天在心里默默祈祷他老人家平安长寿,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边工作边守护他颐养天年,弥补我做小女儿却离家最早、在父母晚年时辞亲远行未能尽孝的缺憾。
近几年,与父亲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新闻界老前辈吴冷西伯伯、穆青叔叔先后辞世,自然规律迫使我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冬今春,住在北京医院已一年多的父亲,身体状况眼看着不好,我的期盼和担心也在被迫发生着变化,从担心来不及守护他的晚年岁月,到担心发生意外赶不回他的身边。
不管如何担心,如何期盼,父亲终究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3月15日,隆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丙戌清明,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祭奠了父亲。这之后,几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我迟迟未能成稿。
为什么写不成?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忙忙碌碌中,渐渐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不敢回想又不能回避的3月3日。几个月了,我始终不肯面对父亲离去的现实,每一想起,不待动笔,便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于是抱定鸵鸟政策,无视现实,不看照片,不去回想。眼下,正飞行在远赴欧洲考察的航程中,万米高空,十余小时,暂时脱离了实实在在的大地和实实在在的悲喜,就借此时机提笔吧,兴许,在回到纷扰的现实和繁忙的工作之前,我将可以完成对我敬爱的老父亲的书面忆念。



熟悉我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是他那一家人、他那一辈人的长兄,抗战初期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他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到北京参加革命、读书、工作。我们一家,还有叔叔姑姑五家三代,戏称“老李家”的几十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的姐姐哥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为分别生在祖国解放的黎明和北平更名北京之前,而被父母起名李晨、李平。我出生于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故名为东东。我们的名字,已不再像父辈大家族那样按偏旁部首或以某某字排辈分(比如父亲一辈的名字都是单宇、草宇头,李菇、李蓁、李蒴、李茜、李芷……),而是反映了父母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且不落俗套,但兄弟姐妹的名字之间,就看不出字面联系了。
我的祖母属于封建大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不识字,没文化,连长子的生日也没记住。父亲只知道自己生于1918年夏,于是在参加革命后,就把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用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剧名概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他们做父母的,无怨无悔、有国无家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我们做子女的,也就被他们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
我从3岁被送进《人民日报》幼儿园,7岁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十年时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客观地说,在同龄人中,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能进入著名的育英学校读书。但我的记忆里,尽管育英条件那么好,尽管我们十分珍视那样的学习环境,但童年少年时头脑中还是充满着两个字:想家。
我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大抵与中国一般家庭相仿,严父慈母。父亲工作责任重,职务高,理所当然地顾家少。我和姐姐哥哥对父亲都有敬畏感,说白了有时还有点儿怕他,不外乎因为他的严肃、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父亲的战友和同事,包括他的弟弟妹妹,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对工作本身要求严格外,几乎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但在家里就不尽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时间阳光灿烂,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说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此时母亲带领全家,敛声闭气,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他消气。生气到消气的时间,因生气内容不同而或长或短,几小时、几天不等。我长大成人后,越来越理解了他的这种对同志和对亲人态度的不同,不外乎内外有别,责人宽责己严,责家人责子女严;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环境紧张,一个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且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大男人,纵然千锤百炼笑对人生,内心也不免会有紧张和恐惧,他的压抑、他的愤懑、他的疲惫,不朝老婆孩子发朝谁发呢?幸亏我有个通情达理、性格温婉的母亲,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丈夫、儿女这,一副副重担,以她内心的坚强与从容,成为家庭这艘航船停泊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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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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