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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学术研究


□ 韦清琦

  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笔者有机会赴美国生态批评最重要的学术基地内华达大学(里诺)英语系进行访学。在这半年期间,通过与生态批评运动的代表性机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核心期刊——《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及多位重要的生态批评家的密切接触,笔者得以了解到美国生态批评的来龙去脉及这场生机盎然的绿色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尤其对其核心课程“文学与环境研究”(L&E)印象颇为深刻。笔者拟通过对该研究生课程的简介,探讨生态批评的活力源泉、其绿色教育的坚实基础以及对国内生态文艺学研究、教学的借鉴意义。
   1996年,正当生态批评方兴未艾之时,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UNR)英语系创建了该领域的第一个面向英语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每年约20—25名)的课程项目,全称为“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rogram”,其重点研究对象便是文学与环境。UNR地处美国自然文学最为发达的西部地区,拥有壮美辽阔的地理风貌,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生态批评运动的发祥地。内大英语系不仅是ASLE、ISLE等机构、机关报的总部,而且一批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如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布兰奇(Michael Branch)①等都在此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因此,L&E课程项目的建立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不仅吸引了美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招进了远至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海外学子。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即以人文的生态精神看护好地球这个全人类乃至全体生命的共同家园。
   目前L&E有十余名教授,开设文学、理论、修辞、写作等课目。该师资队伍中包括了目前已发展成国际性组织的ASLE的创始成员,他们在本国生态批评活动与海外从事环境研究的人文学者之间搭建起了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他们还对学生进行每年一次的求职辅导,帮助他们分析所学的环境主导课程在国内的就业前景,这也是L&E的特色之一。
  L&E项目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倡导一种行动中的学术,这是跟当今生态批评潮流中的行动主义(activisim)倾向息息相关的。生态批评家不是那种枯坐书房的老派学问家,而是在学术门户间自由进出,在政治正确性问题上积极进取,在社会活动中热情参与的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L&E的教授如斯洛维克不仅是学者,也是作家、社会活动家,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作访问、演讲,并身体力行地反对全球化、反对蔑视生态及底层民众疾苦的跨国公司②。他在新书《生活的品味与守卫: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中说: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学术研究退化为一种干枯的、知识分子的高级游戏,毫无活色生香可言,根本脱离了实际经验。得同时去迎接世界和文学,找出两者的关联及交叉的部分。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L&E的学生也在自觉营造行动主义的氛围。他们的行动中的学术具有明显的“跨出去”的取向,一是超学科性——跨出学科界限,走向跨学科领域;二是实践性——跨出书房,走向社会和荒野。
   L&E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跨学科研究素质的培养,笔者以为这对国内比较文学的教学是有启示意义的:比较的范式除了传统的影响型和平行型之外,跨/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而必将获得更新鲜而饱满的学术视野,在这一点上,生态批评及其积极倡导者L&E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L&E要求学生无一例外地从事跨学科学习。硕士生、博士生除修习传统的外语课程,还须在别的学科修习至少两门研究生课程,其指导理念是,在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时,对其他学科的“语言”的掌握比学一门外语的帮助更大。在其他诸种学科中,学生选修最多并能够体现在毕业论文中的包括地理、人类学、资源保护生物学、妇女研究以及史学(与此相应,L&E在招收研究生时,也并不限招本科专业为英语的学生)。现行的L&E课程④包括:生态批评与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问题:乡村与城市;环境修辞;现代主义生态学:现代美国文学的生态批评视角;麦尔维尔:书写自然史与非自然史;爱默生与梭罗。从中可见L&E课程的跨学科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生态学、女性研究、人口学、政治、文化研究等科目都与文学研究勾连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宽广的视野。同时L&E并没有忽视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的研究,但注重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审视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等人的作品。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所比较熟悉的几个博士生不约而同地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毕肖普(Jim Bishop)正在学日语及日本文化,林德加德(Kyhl Lyndgaard)在学汉语,而斯多特梅尔(Eric Stottlemey)则在潜心修习禅学。这不仅因为在校园自由主义气氛烘托下L&E的师生普遍对西方文化的质疑心态和对小布什政府的保守(包括在环境问题上)政治的失望,还因为古老的东方文化中有大量生态思想的积淀强烈地吸引了他们。作为绿色学科的生态批评,其真正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环境保护的推动和对环境文学的阅读,更重要的是倡导和谐、对话的开放性治学方法,应该说在这一方面L&E做得非常出色,是我所见到的美国文科课程计划中比较开明的,几乎没有(并自觉地避免)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笔者还曾参加过由斯洛维克主持的专题讨论课“能源/能量写作”(Energy Writing),这种讨论不仅要求研究生阅读像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所著的《自然的末日》(The End of Nature)之类的环境文学典籍,还希望他们拓宽视野,把讨论放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进行。为此斯洛维克请笔者以及另一位从印度来的访问学者各自从本国传统文化中选取与能量有关的著作段落供课堂教学使用。我选取的是中国古代关于“气”的问题的讨论⑤,这得到了研究生们的热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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