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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二题


□ 梁 琴

往事二题
梁 琴

饥饿的饭勺

小学课本里,很早就知道了有一条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从南昌移居北京,就住在京杭北运河边。按时尚的说法,叫做“运河岸上的院子”。
每天清晨,沿着大运河散步,都能看见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挂着冀、鲁、辽的车牌,飞驰向我家附近的“八里桥市场”。市场货物琳琅满目,山东寿光的蔬菜,黑龙江的五常米,内蒙的绿鸟鸡,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台湾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
隔三岔五,我就和先生上“八里桥”采购,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扛,扛不动就打“蹦的”。我对先生说,我们才两个人,就要消耗这么多东西。想想我母亲当年,她一个人要对付10来张嘴(我父亲下放垦殖场整整22年),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用一只旧竹篮子,把一大家子的吃喝搬回家的。靠着父亲78元工资糊口,母亲成天为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犯愁。倘若母亲活到今天,看见市场上物资这么丰富,不定有多高兴。

60年代初,城市居民按人头供应蔬菜,每人3两。每天凌晨4点钟,母亲把睡在堂屋的三哥叫醒去菜场排队。
从小懂事的三哥,很能体贴母亲的艰辛,即便刮风下雪,也从不让母亲多操一份心,只要母亲屋里的灯一亮,三哥便一骨辘从被窝里爬出来,套件薄绒衣,穿两条单裤,光脚塞进破球鞋里。拿上头天晚上母亲搁在床头边的供应卡,抓起门边的菜篮子,拉开门栓,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10岁的三哥,为了全家赖以维生的2斤多包菜萝卜就像一个真正荷戟的战士,被插队的细伢子打过,也打得插队的细伢子求饶。
三哥后来下决心跟同学的父亲学少林拳,则是因为一只该死的钱包。
一个半大的男崽,在排队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摸了别人的钱包,掏光了包里的钱和粮票,随手将空包丢进三哥的菜篮里。失主很快发觉钱包丢了,大喊捉贼。
在寒风中瑟瑟抖的三哥,正规规矩矩地排着队,做梦也没想到,那只该死的钱包竟出现在自己的篮子里。面对空钱包,三哥有口难辩,愤怒的人群拥上来,几乎要将三哥撕烂。未了,还是一个善心的婆婆作证,才洗刷了三哥的冤屈。
这件事对三哥的刺激极大。于是,学少林拳,又从河边觅得一块四四方方的红石凿出一个把柄,早早晚晚举着那方红石墩练臂力。
三哥日益坚硬的拳头,维护了做人的尊严。
那年月,粮油都是定量的。凭粮油供应证每人每月27、28斤粮,3两油。
逢年过节,多给半斤油。粮油远不够吃,饭里头掺红薯,搭青菜叶、包菜皮。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填饱肚子。
饭勺在我们家,便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二哥以他的公道、勤快、能干,赢得了全家人的信赖。母亲就把饭勺郑重地交给了二哥执掌。
母亲带着中饭去很远的河边仓库干零活,要到暮色四合才能回家。每天我无数次站在门口那棵樟树下,守望着母亲归来。
掌勺的二哥,早早让我们吃过晚饭,就开始热母亲的饭。二哥明知道母亲没有这么早回来,还是热得很起劲。热饭的时候,二哥总是边热边尝“热了没热”,顺便就往嘴里吞一口饭。同样饥饿难耐的我,时刻拱在厨房里,盯着二哥,只要他尝一口饭,我便大声嚷嚷:“我也要尝一口,热了没热。”气得二哥扬起锅铲把,佯装要打的样子,我才不怕呢,愣张着口。无可奈何的二哥,只得往我嘴里猛塞一口饭。
就这么热了又热,尝了又尝。母亲的一碗饭,到她嘴里,最后只剩下那么可怜的一坨。
我家的菜永远偏咸。盐渍的腌菜吃得飞快,一坛豆腐乳没几天,就见了底。平时蔬菜一上桌,大家都叉起筷子,三下两下,菜就叉光了,来晚了的只有蘸酱油拌辣椒末下饭。
母亲心里不好受,便学着公共食堂的样,用搪瓷盘子给我们分菜吃,每人一份。毕竟,母亲手里的勺子不是秤,分出的菜不免有多有少,这就让我们常常“举盘不定”,不知该拿哪一份好。
腌菜、豆腐乳暂时还不好分。谁犯了什么过失,譬如三姐打篮球回家晚了,按大哥愤然的说法,“她又在学校操场上疯!”于是不问三七二十一,大家就把三姐名下的那份菜瓜分了。
很多年之后,读到鲁迅先生为珂勒惠支版画《面包》写下的一段文字,想起少不更事的我分吃母亲和三姐的饭菜,心被揪扯了一下:“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心的。”

一帧半寸小照

闲来无事,翻捡老照片,不料竟翻捡出一段温润而苦趣的童年往事……
这是一张30多年前的小照,只有半寸。照片上的女孩剪个童花头,清亮的眸子略微有些吃惊地盯着人看。
这张半寸小照,是我用积蓄了多日的潲水钱给小妹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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