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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不能对中国立场宽容一点呢?


□ 王春林

  强调一下“兼听则明”倒也还算通达,但如果一看到“中国立场”,就马上联想到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所谓的“长城心态”,也未必就是一种正常合理的文化心态。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渐渐地成了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我觉得,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过分贬抑的惊人论调,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注意到,针对顾彬先生的此种论调,在去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一种观点。此论一出,当然也就语惊四座,很快便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于是,也就有了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瞭望”版上诸位先生的四篇文章。他们分别是,陈晓明的《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陶东风的《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肖鹰的《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孙郁的《兼听则明》。认真读过之后,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各位先生。
  其实,只要认真地读过陈晓明先生近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及他那篇发表在《文艺研究》杂志上关于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的书评《“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的读者,就可以知道,陈晓明先生如此一种高度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并非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很显然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关于顾彬著作的书评文章中,陈晓明一方面肯定了顾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部分作家作品的精彩见解,另一方面也鲜明地指出了顾彬在理解阐释中国当代文学时所存在的认识盲区。他认为:“顾彬在叙述到当代中国文学时,就有些局促,显得力不从心。根本缘由在于,在顾彬的现代性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无法找到安置的处所。它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在与中国现代断裂的同时,也与世界现代脱离,它是被区隔的异质性的文学。”实际上,陈晓明也并不只是对于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阐释感到不太满意,他对国内一些很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看法。他说:“如何阐释‘新中国’含义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个文学史叙事的难题,中外双方都深陷于尴尬之中。即使是最近十年来颇受好评的文学史,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也依然存在着如何在宏观的文学史叙事观念下来做出更为合理化和深刻性的阐释的问题。”
  正因为陈晓明对已经出现的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颇感不满,所以,他才要自己亲自动手完成这一部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文学史著作。就我个人的阅读理解而言,我认为,陈晓明此著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不仅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激进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而且还把此种文学史观自始至终都贯彻体现在了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之中。本人作为一位多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由于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无法找到一种能够合理有效地阐释当代文学史的方式,所以对于陈晓明这样一种文学史观的提出,自然感到十分兴奋。陈晓明这些思想的提出,很显然具备着极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说,陈晓明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有效帮助他整合阐释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说,陈晓明“激进现代性”这一说法的明确提出,无疑也是对于“现代性”理论的一种丰富与发展。众所周知,“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源于西方然后又波及全球范围的理论思潮,其原创的专利天然地属于西方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晓明所谓“激进现代性”的提出,就很显然是在西方的普遍现代性之外,发现了一种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性。更进一步地推演开来,全球范围内除了西方世界之外,还有众多如同中国这样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毫无疑问地也有其迥异于别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样看来,陈晓明对于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发现与阐释,其实还是具有相当普遍性意义的。我们都知道,著名理论家萨义德曾经以所谓“东方主义”思想的发现与阐释而在学界名噪一时。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也可以将陈晓明“激进现代性”思想的提出,既视为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一种丰富与突破,也视为对于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的一种承继与发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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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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