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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的为政、为学、为人


□ 瞿林东

  清代阮元(一七六四—— 一八四九)历仕乾、嘉、道三朝,在为政和治学两个方面皆名声显赫。他殁后谥文达,世称文达先生或文达公。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阮元七十岁时,他在诗作中有一首《和香山知非篇》,其中有几句这样吟道:“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结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阮元:《研经室续集》卷十)这是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概括了他此前数十年的生涯。
  
  《郎潜纪闻》一书所记阮元为政之风,在关注民情和处事睿智两个方面甚为突出,如他改变某地溺女婴之举,读来令人感慨不已。文不长,照录如下:
  金华贫家多溺女,阮文达抚浙时,捐清俸若干,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盖一月后顾养情深,不忍杀矣,此拯婴第一法(《郎潜纪闻初笔》卷四“阮文达公拯婴法”)。
  这里,最要紧的一句话是“贫家多溺女”。对于此种风气,阮元不是采取严令禁止的办法,而是采取资助和引导的办法。当然,一两银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的问题,但却促成了“顾养情深,不忍杀矣”,因而被陈康祺称为“拯婴第一法”。阮元用心可谓良苦。
  又一件事是阮元关于“普济堂章程”。顾名思义,“普济”是关系扶贫济危之举,涉及贫、困、病、丧等诸多方面,如施茶水、姜汤、丸药膏片、粥厂、恤嫠会、收瘗局、施舍棺木,直至“设钱江义渡”,都是“筹赀付绅士经理”,是官民合作的一种形式。这些“普济”之举,直到陈康祺作此书时,尚称“至今赖之”。他着意说明:“此事无关掌故,特录之以为外吏劝。”(《郎潜纪闻初笔》卷十“阮文达普济堂章程”)陈康祺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吏”效法阮元,这在当时自然是难以做到的,然作者苦心,却也跃然纸上。
  阮元处理政事,机智而有效,他的拯婴之举是其一例,而他处理饥民同漕运的冲突,更可以反映他为政的智慧。陈康祺所记此事,颇值得一读,兹照录如下:
  嘉庆十九年,江北旱灾,流民充斥道路。阮文达公方为漕帅,由淮安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饥民万余,拦舆乞食,势颇汹汹。时漕艘衔尾而北,水浅船迟,公立发令箭,传谕押运文武官,每船添雇纤夫二十人,以利挽运。适江南十余帮在境,恰有五百余艘,俄顷之间,万余饥民皆得食,欢声雷动。盖此令一出,漕船得速行,饥民得果腹,而又分帮安插,弭变无形,诚一举而三善备也。文达以大儒为名臣,故经纶优裕如此。(《郎潜纪闻四笔》卷八)
  作者称阮元“以大儒名臣,故经纶优裕如此”,正是中肯地道出了学问家和政治家之间本有密切的联系,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能够学以致用。从阮元来看,他在学问上的造诣以及他对人才的爱惜,恰是他在政治上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而他在政治上的威望,也使他的学术组织工作多能获得辉煌成就。清人龚自珍称赞阮元说:“其在汉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韩、李兼房、杜。”(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见《龚自珍全集》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这个评价或许有些夸张,但也并非阿谀奉承之辞,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记得先师白寿彝先生曾在谈话中说到“清代有二元(沅),但毕沅不如阮元,因为阮元本人就是大学问家,毕沅则主要是依靠幕僚支持为学”。这话反映出寿彝先生对阮元也有很高的评价。
  阮元一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甚多,陈康祺所记述的,只是一鳞半爪而已,但却也反映出作者对阮元的崇敬之心。他讲到阮刊刻十三经及校勘记时,强调了阮元“属诂经精舍高才生分撰成书”的具体情况。这件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虽如陈康祺所言,“惜南昌刊版时,原校诸君大半星散,公亦移节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误”(《郎潜纪闻初笔》卷九“阮刻十三经校勘记”),但其一百七八十年以来,嘉惠学林,功亦大矣。陈康祺在“稽古斋钟鼎款识”一则记述中,对此评价甚高,认为“阮文达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觯簋鼎诸器,通仓籀之学,其所辑《稽古斋钟鼎款识》,离奇炫耀,贯串坟典,嗜古者家置一编矣”。又说:“是书考义释文,远驾欧、薛”。作者还十分肯定阮元门生朱为弼“皆当代荩臣硕学”,在这方面“拥彗清尘,功不可没”(《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三“稽古斋钟鼎款识”)。《稽古斋钟鼎款识》是否如陈康祺所评价的那样,另当别论,但其书在当时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此外,作者还记述了阮元重建曝书亭一事,写道:“秀水朱氏曝书亭,久废为桑田,南北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瓦,独严藕渔太史所书匾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竹先生魂魄犹恋此土耶?嘉庆间,阮仪征视学按临,醵赀重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重建曝书亭”)陈康祺所记,包含着一些离奇的传闻,或另有其他原因,不足为信,但阮元重建曝书亭之事,这同阮元一贯重视讲学、书院、藏书、整理典籍等文化事业是相关的。作者在阮元推重经学时,讲到毛西河、胡明的著作,因阮元的推重而受到学人的重视,这是一件颇使人产生当代联想的故事。作者是这样表述的:“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明所著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时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文达闻之,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推重经学”)其实,作者与其说阮元“推重经学”,毋宁说阮元是“经学名家声望”,有了名家的推荐,毛、胡二人之书于是走俏一时。当然阮元说“此好消息也”,自非今日“书商”之言可比,乃是学人出自内心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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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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