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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


□ 张阿利

对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历史再现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艺术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乡村山野,探寻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寻根热”。西部电影创作者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从西部最贫困、最落后的苍凉莽原出发,去寻找我们民族力量的源头和希望,从而达到反思文化、反思历史的目的。在寻根渴求的指引下,《黄土地》、《盗马贼》、《孩子王》、《老井》、《红高粱》、《黄河谣》等一大批影片相继问世。当然,西部电影并不是依据其具体的地理地域来命名的,它主要是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韵和人文气息而言的。西部电影在主题思想上的深刻内蕴主要得益于影片对西部历史、文化、民俗的吸收与消化。西部文化说到底就是传统汉唐文化、黄河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西域游牧文化等的多元共生体,是这些多元性文化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扩张,从而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银幕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虽然性格迥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传统文化的性情寄寓其中。从《老井》村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打井行动中,体现出了一种奋斗不止、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孙旺泉显然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上过高中,有文化,在父亲打井牺牲后,毅然接过前人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去实现这项庄严而又神圣的使命。旺泉永不言败的性格正是我们民族优秀品格之所在。另外,旺泉也是至纯至孝之人,他违心接受了爷爷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安排,放弃了心爱的巧英,接受了毫无感情可言的喜凤。因此,旺泉身上虽然有着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的浸染,但更多的还是承袭了传统文化中落后部分的因子。禾禾是严学恕在《野山》中所着力塑造的新锐人物。禾禾有着强烈的致富意识,在历经多次的折腾后取得了成功。禾禾可以算是当代农村中一个先锋派人物,但在情感观念上却胆小、懦弱,甚至比秋绒、灰灰还要保守。在禾禾的心里,桂兰是自己的大嫂,自己决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当灰灰和秋绒进行婚姻重组后,禾禾还是囿于旧的道德观念直到最后才改变。先进的改革意识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在禾禾的性格中始终交织和冲撞着。《黄河谣》里的当归可以说是极其传统的一个人。当红花要把自己的身子交给当归时,他断然拒绝。虽然他对红花有着强烈的爱,但始终恪守着传统的观念而未越雷池一步。当柳兰被黑骨头抢走,当归自己又遭受到烙铁环的屈辱时,当归反而把黑骨头的女儿抚养成人。当归的苦难史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性格的苦难史,当归善良、忍辱负重的品性也是我们民族性格的缩影。
在西部电影塑造的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中,《野山》里的秋绒和《人生》里的巧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秋绒的性格是绝对贤良温驯的那种,她只想有个老实巴交的丈夫,与他安安分分地生活;对丈夫禾禾的所为,她虽不理解却也并不反对。巧珍是一个极具传统美的女性,她美丽、善良、温柔而又体贴,她对高加林的爱高尚而伟大。但是她们的性格也有许多缺陷:秋绒固守传统,思想僵化,看不到社会前进的步伐;巧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最终丧失掉了自己的幸福。西部电影正是以其丰富而又真实的影像表述体系,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背景下人物性格的多样复杂性。他们的优点可歌可泣,他们的性格缺陷严重阻碍着民族人格的健全。

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历史呈现

儒、释、道思想是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思想在西部电影中的深刻呈现,使西部电影具有着深厚的思想内蕴。儒学不崇神,而重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主要表现在“妻事夫”和“子事父”上。在西部电影中,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多有表现。如盗马贼罗尔布的妻子始终走在他的身后;而在被头人逐出部落时,罗尔布踹在为其求情的妻子身上的一脚,更加强了这种意识的体现。《野山》中桂兰当着看热闹村民的面向灰灰讨理,这无疑触怒了灰灰身为丈夫的男性尊严,加之桂兰一系列有悖于传统妇女模式的作为,最终导致了二人婚姻的破裂。“子事父”实际上就是“孝”,“百善孝为先”。《老井》中旺泉与万水爷这对祖孙俩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平等的长幼关系的最好阐释。正说明了儒家孝道在其潜意识中的控制力量。此外,儒家“诚”与“义”的思想在西部电影中也多有体现:《黄河谣》里,当归从几百里地外给红花捎的冰糖等细节,体现了西部人性格中“以诚待人”的一面。《老井》中孙旺泉对情感的取舍就是对“君子义为上”的完美阐释,他牺牲“小我”,却成就了“大我”。
“因果报应”、“慈悲为怀”等是佛家学说的重要思想,对人们的影响甚至比儒家教义还要深远。在《盗马贼》中,田壮壮以艰涩的电影语言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反思。片中所描述的宗教徒们对于藏传佛教迷狂般的虔诚,实际上是希求“今生受苦、来世有报”的生死轮回的必然心理。影片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神圣庄严的宗教氛围,在这种膜拜体系所构成的宗教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在佛爷脚下如蝼蚁般生活的人们。他们拜佛、敬佛、惧佛而又爱佛,他们承受着多舛的命运却甘之如饴,在脑中不断幻想着来世那飘渺的幸福。即使像罗尔布这样的反英雄式的人物也被宗教的强大所震撼,理所当然地用宗教来思考和解释身边的一切,并指挥着自己的一切行为。但他的虔诚却并未得到佛法的庇佑。罗尔布最后的死亡既暗示一个背叛宗教者的必然宿命,又似乎表明了一种佛教解脱的虚无。《人生》中高加林由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必然宿命,似乎是他背叛巧珍的一种“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黄河谣》里当归与黑骨头的恩怨在影片最后终于有了了结,照应了佛家“善恶终有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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