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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书写


□ 冒建华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由新旧文学之争,讲求个人发现,到文学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再到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人民性、政党性,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书写发展趋向是步步推进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由注重个性认同到阶级认同,由批判个人,强调反抗斗争,再到人民认同、政党认同,知识分子由启蒙者转化为被启蒙者,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书写的渐次递进在现代主流文学上的反映,是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逐步“正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主流文学家的命运虽几经沉浮,但也积累了丰赡的文化人格资源。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家的文化人格,是基于社会文化、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等因素对其人格内涵的描述。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文化人格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内涵有所不同。古代知识分子与士阶层的社会角色关系密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士”引为己任,“忠君”成为他们的最高的人生准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士”是有着道德自律、政治伦理理想与文化资源的阶层。同时。古代知识分子还主张“不平则鸣”,强调知识分子的修身养性。近代以降,知识分子扮演着伦理道德训诫、富国强兵、经世致用的自我确证的政坛角色,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张之洞、冯桂芬等,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职责的改弦更张。黄遵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更见激进,他们具有与旧势力的颉颃意识,并把中国社会理想化,确立了政治伦理规范。而处在近现代转捩时期。知识分子如胡适等,有学者就认为:“他们是旧社会的最后一批士大夫,又是新时代的第一批知识者。”总之,近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联系紧密,个体精神价值明显,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标榜的一个姿态。
  
  一
  
  老子天下第一的传统心态开始失落,向西方学习成了一时之选。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封建帝国的腐败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知识分子痛感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振兴,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睁开眼来看世界了,由于西方文化的撞击,促成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精神的转化,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和精神特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启蒙者,重视个人发现,讲求个性认同,主张个性主义,但普通老百姓是不觉醒的,是愚昧和麻木的。此时,知识分子作家标举“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启蒙主义,以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去济世苍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蔡元培,恽代英、瞿秋白、等面对时代危机,忧患于心。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始,以激越的情感与启蒙的理性为基点,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他们属于时代精神的开拓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民主、科学、新道德与新文学,反对专制、迷信、旧道德与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封建制度。正如李大钊指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应该逐渐废除。”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集学者、革命者和启蒙者于一身。他们的个性心理、社会地位与知识结构等迥异,一方面立足于个性解放、妇女婚姻自由与现代家庭教育等问题,要求冲破封建传统的藩篱。另一方面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这两方面成为“五四”时期主导性的现代文化价值取向,因此在当时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下,确立了他们的文化人格地位。“五四”文化人格的最高价值尺度,就是求得^的解放,重建个体精神世界。为了实现这种文化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他们以“人的文学”为精神航标,表现人的理想生活。“启蒙文学”之启蒙,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是为知识分子争取社会合法性而已。鲁迅小说反映了阿Q时代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畸形,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内心在“人世”与“出世”之间文化人格的冲突,他们既要承担知识传承与创新的社会使命,又要坚守批判自我与批判社会相一致的人格阵地。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虽带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性质,但他们的自我意识与个性认同意识增强,他们不去充当政治的传声筒,而要做文化的播种者。由于他们各自恪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以及各自的人生经历、知识素养与政治态度有别,导致了他们各自选择道路的差异:陈独秀、李大钊信奉马克思主义,胡适选择实证主义,鲁迅、周作人倾慕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就知识分子自身来讲,在“五四”前后他们汲取的外来思想资源也大相径庭,五四运动发轫期,陈独秀认可的是法兰西式科学与民主,鲁迅笃信进化论,周作人推介日本的新村主义,李大钊服膺俄国虚无主义的民粹派,他们的共同点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立志救国救民,要求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他们的文化人格立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但其政治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矛盾性,尤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内在悖论。“五四”时期主流作家的作品,表现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矛盾,譬如,鲁迅《祝福》中的“我”就显得更加软弱、动摇,但是《伤逝》中的子君又呐喊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因此,“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启蒙者,一方面又是软弱者,表现出复杂性和内在的矛盾性,但因其在注重理性启蒙、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方面有一致性,他们的文化身份从边缘走人中心,在社会上他们成了精神导师。他们登上了社会的中心舞台,致力于批判传统、启蒙民众、救国救民、改造中国。正如李大钊1920年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指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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