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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与人:《科利奥兰纳斯》和现代戏剧的一个形式难题


□ 孙 柏

  编者的话:二○○六年岁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演了莎士比亚一出不太知名的话剧《科利奥兰纳斯》。它的中国名字叫《大将军寇流兰》,出自英若诚先生晚年的译笔,由林兆华和易立明两位导演执导。上演后,观众反响热烈,对这出戏的艺术形式和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发表了很多观感。本刊特约请几位朋友,以笔谈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出戏的里里外外做一点讨论,期望有助于对它的理解。
  文中所附剧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提供,特表谢忱。
  
  现代戏剧,从莎士比亚所标记的开端处,就确立了一个内容的也是形式的主题:个人。将大写的人置于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心,这是人文主义的内在义涵。易卜生时代资产阶级个人的堕落,已开始动摇了这种稳定的戏剧形式;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面对无产者这一新的历史主体,如何在传统的以个人为焦点的透视空间里表现群众,便成为现代戏剧的重要课题。
  要索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嬗变带给现代戏剧的形式难题,或许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以下简称《科》)及其改编和搬演,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组核心文本。悲剧主人公凯歇斯·马休斯是罗马帝国晚期一位名将,他战功显赫,因攻城拔寨而获“科利奥兰纳斯”之名;但他最大的弱点是性格孤傲,身为贵族尤其蔑视平民百姓,即与国内政治的中坚力量——市民阶层发生严重冲突,后者在政客小人的煽动下放逐了他,最终酿成悲剧。原著中蕴涵的英雄与人民的对立,为后来布莱希特的改编和新近林兆华在北京“人艺”的舞台诠释,提供了书写、搬演新的历史内容的充裕空间。
  
  莎士比亚原著:个人的悲剧
  
  莎士比亚一六○八年创作《科》剧的直接背景,是此前一年因富人囤积居奇造成粮荒,英格兰中部地区贫民发动大规模起义。这是英国最早一次纯粹由民众自己组织(而非由贵族或宗教势力领导)的抗争运动,而最终的矛头所指实际上是粮荒背后的圈地运动,其历史意义于此可见。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但极大地震动了正在崛起的新富阶层,在他们心底埋下了深深的恐惧。晚年的莎士比亚已跻身富人行列,他故乡所在的沃里克郡正是当时起义的中心地区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早在一五九八年前后,斯特拉福德镇一个委员会就曾在莎士比亚家中仓库中查出囤积的粮食和酒——莎士比亚本人竟也有夏洛克或阿巴贡似的一副尊容,并把他对贫民的积怨发泄在十年后的戏剧创作中,不无刻毒地把穷人漫画为只知道向贵族索要粮食的饿狗——这实在是人性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六○七年的起义者曾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国王,但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却有意制造了伟大个人与乌合之众的严重对立。《科》剧的作者用他的影射史学来为国王唱赞歌,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若不是王权的胜利使大量土地脱离教会控制,就不会有从中获利的新富地主阶层的崛起。然而悲剧中英雄与人民的冲突还隐含着另一方面的历史内容:詹姆斯一世统治的时代,议会和王权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但也时生嫌隙,甚至发展为政治对抗;这时还只是君主立宪斗争漫漫长路一个看似平稳的开端,到十七世纪中叶就急遽演化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次革命。英国人有君主立宪的政治情结,是由于资产阶级内在地需要国王。对英雄、偶像和伟大人物的持久崇拜,是资产阶级个人孱弱的心理表征,也是这一现代历史主体因强调个人而无法获得整体再现的解决方案之一(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借助于“民族”的集体命名)。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英雄的真正悲剧并不在于,个人要和一个完全外在于他的“群众”相对抗;而是在于,个人作为某种集体心理的物恋化的投影而被扭曲。因此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英雄位置是双重设定的复合镜像:他既是必须被废黜又要予以保留的国王,也是资产阶级借以投影的对抗性的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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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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