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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近代以来的文人喜欢谈明末清初,其实是大有寄托在的。而研究明史也就有了各自的心思。晚清文人喜欢明史,大概和排满意识的滋长有关,民族主义的因素重,那是自然的了。而“五四”之后,明代文化不断被叙述,因素就显得复杂。史家的眼光和作家的视野就不太一致,至于政客者流的引用明代史料,其内意晦明不已,是政治文化特殊的现象。历史在不同的方式下被想象与叙述,本身就值得研究。
  新文化运动出现不久,周作人就说,白话文的出现实际不是在今日之事,乃是明末就有了的。于是把新文学的源头推到了三百年之前。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的。周作人的欣赏明代文学,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多有影响。与友人私下通信时,讲过多种心得,见解可取之处很多。比如与钱玄同讨论野史中的流寇杀人之事,含着对明代文化史的别样的看法。我偶读明人文集,对其语言、逻辑,都觉有趣,和我们今人的思路相差无多。《史可法文集》里的家书,所谈族里亲疏之意,似乎是现代人的文本。比如家庭伦理、朝野礼仪、主奴关系,亦仿佛是在写近人的生活。雍正时代的一些文献,就表达的方式而言,去今不远,有时候甚至像现在人的陈述,没有什么隔膜的。阅雍正时期囚犯的口述资料,完全是大白话,《清代文字狱档案》中这样的句式极多,都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许多问题。从明清到民国,其实有精神的链条在的。
  周作人谈明代文学,很易让人曲解。而沈启无等人的见解,也限于书斋的思路,似乎把世间的血腥都过滤掉了。至于随着他们而大谈张岱、袁宏道的林语堂,总是表层的陈述居多。胡风等人对周作人周围的明人气息,颇为反感,曾有过批评的话,但未必都看到其间的要害。倒是鲁迅能从苦雨斋的群落中,嗅出内在的不平之音。理解他人,也并不容易的。
  新文学作家里的“明人气”,在京派的群落居多。而那时正是风雨飘摇之日,他们的锐气自然不及左翼作家们,显得老气与过于儒雅。阿英在三十年代写过一本名叫《夜航船》的书,其中《明末的反山人文学》,暗示的就是新文化营垒的分与合。他写明代的灭亡与一些清谈的名士过多有关,自称是“山人名士”,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退居山林,自命清高,而不理国事。讲的都有道理。作者认为,“山人名士”的文学出现,同时也有反“山人名士”的作品在。这个看法,也许缘于他的左翼立场,是意识到问题的要害的。阿英自己是喜欢周作人这类作家的,但又认识到其明代文人式的气质折射的要害。他自己警惕滑到旧路上去,也是颇有道理的吧。
  当林语堂大谈明代小品的好处的时候,鲁迅是不以为然的。那就是,明代的小品文,表面看去是闲适的,实则也有愤世的形迹。所谓闲适的文字,亦含有幽怨的因子,怎么能不染上红尘呢?关于明代文人的认识差异如此之大,那是立场或学识的原因所致,还是别的什么思路影响的结果,难以说清。在纠缠里,反倒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的一种心结。
  新文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其实是读书人的血缘的例证。研究新文学的人,一旦进入历史的景深里,大概会有独特的体味的。赵园对明代文学与历史的考释,解决了许多接受美学中的问题。她由现代文学的思考而进入明清之际的历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视角。近读《想象与叙述》,看到关于历史认识的辨识,使我想起周氏兄弟对明代文化不同的认识。历史观也是人生观,我们的基因里还有远去的韶光里的隐含,那是只有深入史料的人才能触摸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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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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